如果從南部夜歸，走過台北車站，沿著車站騎樓走一圈，你會發覺有許多都市遊民，或躺或坐，散布在周邊。陰影中無法看清人數，但加起來至少有一百多人。這還不包括台北車站的地下停車場，靠牆壁的樹叢邊緣，許多睡在厚紙板上的遊民；以及從這裡向南延伸到萬華，向北到台北橋，有許多遊民寄居在天橋、地下道、高架道下遮雨避風的所在。和疫情前比較起來，這兩年多來，遊民人數增加很多。

龍山寺的周邊也有所改變：廟前廣場上，增加許多俗稱「流鶯」的性工作者，而周邊的街道，遊民徘徊，和前來拜拜的信眾，形成對比。他們只能有一搭沒一搭的去等待短期的臨時性零工，例如舉廣告牌、發建案傳單等。

衛生福利部統計（二○一九），全台灣二○一八年底列冊遊民人數共計 二千六百零三人，台北市過去三年列冊遊民人數從五百九十四人攀升至六百六十九人，約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無家者在台北市。這準確嗎？稍在台北街頭走一走就知道，這是遠遠低估了。因為遊民不喜歡被列冊，頂多只為了一時補助，實際上很快失聯，統計上非常困難。

全球的遊民數都在增加，美國洛杉磯的遊民數已增至七萬人。世界各主要城市在疫情寬鬆後雖稍有緩和，但經濟仍未恢復，加上俄烏戰爭影響，歐洲流離失所的人口大增，加上通貨膨脹，社會相當不安定。

從全球的範圍來看，社會學者已逐漸發展出一套不同的理念。那就是對世界的分析方法已必須改變。他們稱那些被世界經濟所排除在外者是一群「不被歸類於我們」的人。他們是：全球經濟秩序受害者。

二○○○年至二○○八年間受聯合國委託調查糧食攝取的尚．齊格勒（Jean Ziegler）估計，每年因現有經濟秩序而死亡的人數高達五千萬。除了新自由主義經濟以外，人類文明史上從來無其他的社會秩序造成過類似現象。

超過八億人（即超過全球十分之一的人）受到慢性營養不良所苦。除此之外，每年持續有超過三千萬人死於饑荒，平均每天近十萬人（然而，依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報告，全球農業經濟發展的程度能為一百二十億人提供正常的營養攝取，較當今全球人口多六成）。竟然有超過十億人在死亡邊緣奮鬥。

當台灣與世界都有這樣的人道危機、生存困境之時，我們在選舉的政見中，卻未曾見到任何候選人以此為重點，提出解決之道。更多的是權勢者在討論一家電視台的執照，一位候選人的論文抄襲，一件超過二十年的緋聞……。

甚至政府還拿出更多錢，去購買軍火，讓台灣變成東亞的火藥庫。那動輒幾百億美元的軍火預算，如果用來買麵粉大米、幫助弱勢、耕耘農田、復育森林，該可以拯救多少困苦的孩子，化育山川大地，讓台灣有更美好的未來。

當然這只是心存善念的一種祈禱，然而，台灣難道不能在即將來臨的選舉中，以善念帶來改變？以善念要求於候選人嗎？我們能不能成立一個慈善監督聯盟，用來監督國會和政治人物，看他們的執政有多少幫助到弱勢者，幫助受苦的人，用這評分，來做為選擇的參考。

世界的改變一向是從善念始。

祈願有善念的人，能夠互助行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