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文瑛

最近因為好友跟我要多年前合作研究的青少年犯罪資料，注意到一個現象：明明少子化讓我們更重視教育，近幾年的青少年犯占總嫌犯比，卻不降反升。當晚，我失眠了。腦海中輪番出現曾與我深度晤談的少年犯。

影像最清晰的是一位十六歲少年，他有最優等級的智力測驗表現，家庭小康，人長得好，字也漂亮，但犯罪紀錄卻是可怕的「結夥搶劫」。

「你搶了錢？」「沒有，我負責把風。」「你缺錢？」「我不缺錢，但他們缺人。」我以為自己聽錯了。「你不缺錢，為什麼他們缺人你要去？」「因為他們是我兄弟。」「你知道去了可能被抓嗎？」「知道。」他又說了一次：「他們是我兄弟。」

我們教孩子要有情有義，結果他們真的為朋友兩肋插刀，甚至賠上人生！他們有人衝動仗義，有人敏感重情，但都「以兄弟為己任」，頗有「人不驃悍枉少年」的氣概。我好想知道，這中間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直叫青春變色、珍珠蒙塵？

我終於弄清楚了，逃學是關鍵因素。更具體地說，他們都經歷了「成績跟不上（或編入後段班）→蹺課→接觸幫派→逃學→加入幫派→犯罪」的軌跡。重點是，為什麼會逃學？

「老師看不起我，覺得我是沒法教的小孩。有時我不理他，有時我就說：要你管？我不去學校就不用看到他們。」

「老師喜歡成績好的，看不起成績不好的。我比較乖的時候，只覺得：哇，待遇差好多喔！後來，會把丟我考卷的老師轟出去。」

「變壞」其實不是他們的選擇，只是學校不在意孩子是否快樂，也不關心他們是否學到東西，他們的存在顯得多餘、沒有意義。

「老師知道我聽不懂，只要我上課不玩球、不講話，睡覺也沒關係。」

「主任叫我不用去上課，除了導師課，其他時間就到他那裡幫忙修東西或出公差。」

當學校充滿壓力、挫折、看不到希望，「逃離」成了一種誘惑；而在外遊蕩時，剛好外面的世界給了他們內心渴求卻一直無法得到的溫暖、肯定及認同。

「外面的朋友把我看得很重要，只要沒見到我就會到處找。跟他們在一起，至少有被重視的感覺。」

但學校卻寧可不看見他，對有些老師而言，「問題學生」不到校更省心。有位少年就說：「國三時，訓導主任跟我達成協議，只要我不去學校，他就給我畢業證書。」

當兩年研究計畫結束，跟他們道謝時，那位十六歲少年突然問我：「老師，你還會再來嗎？」我喉嚨一緊，滿臉通紅，說不出話來，慚愧於自己也只看見「犯罪問題」，並沒有真正「看見」這些青少年。

《聖經》說：「有個人有一百隻羊，如果走失了一隻，難道他不會把九十九隻留在山上，去尋找那隻迷失的羊嗎？」

每年四萬多個青少年犯，雖然占青少年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二，總數卻可以坐滿四個天母棒球場。從學校開始的逃學問題，最終變成社會問題。

學校，是幫助學生發揮個人潛能的地方，而不是用成績貼標籤，讓學生放棄自己的地方。也許，我們無法像蘭潭國中謝明沖老師那樣，用堅毅的愛親自找回逃學的孩子們；至少我們可以用心提供有趣、多元的社團，讓不同能力與興趣的學生，都能在學校體驗到學習的樂趣，找到自己的優勢。這樣，或許我們就能為找回那四萬多隻迷途的羔羊，共同歡欣慶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