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看法是很難改變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的觀點和看法,往往是在一定的時間裡形成的,自然想要改變也需要時間;還因為人大多愛面子,而這樣的改變似乎可能降低了自己的身分。這樣做對嗎?當然不對。既然不對,那麼,就該糾正。而就這方面來說,我們應該向晉代的王羲之學習。
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學》裡,有這樣一個小故事:
王羲之原本輕視高僧支遁,總是與之保持一定距離。後來支遁找了個機會,與王羲之談論《莊子‧逍遙遊》,他一開口就是洋洋灑灑數千言,且「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竟然讓本來想出門的王羲之敞開衣襟、解開衣帶,打消了出門的念頭,並且戀戀不捨。
應該說,從後來的結果看,王羲之當初對支遁的看法──以為他的學問等與自己未必在一個水平線上──顯然屬於偏見。這偏見到底是怎樣形成的,我們不甚了了,或許是因為道聽途說,輕信了那些與支遁存在某種矛盾和衝突之人的話;也許是因為從前兩人的接觸十分有限,且在這有限的接觸中建立的印象並不好;還有可能因為文人相輕等等。
王羲之乃是今天我們十分熟悉的晉代書法家、文學家,讓人無限景仰;與此同時,我們不該忘記的是,他乃魏晉名門琅琊王氏出身。如此這般才華橫溢、背景顯赫,自身又擁有相當政治地位的人,自視甚高,一般人很難進入他的法眼毫不奇怪。
至於支遁,盡管他是一位高僧,文學方面的造詣也不低,可對於王羲之來說,或許在沒有深入接觸和了解之前,未必能夠看得上。因此,一開始才造成兩人之間的距離。
支遁是聰明的,他抓住了王羲之想要出門但尚未出發的機會,主動與其攀談;而談論的《莊子‧逍遙游》又是他有精深研究的篇目,所以在這過程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才華,讓人不能不佩服、驚嘆。
而王羲之呢,雖然此前對於支遁存有偏見,但是,他跟所有擁有高貴人格之人一樣,服理服人──支遁的言論,高妙就是高妙,佩服就是佩服,並且最終改變了他對支遁的偏見。
王羲之的人格,是不是跟他的書法與文學一樣,都挺值得我們欽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