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在西方學界，傳統外交史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國家之間外交關係的歷史，這些國家有明確的疆界，也讓研究範圍更為具體。其中，以《西發里亞和約》（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的主權國家基礎，形成的歐洲列國制度為其代表。

外交史的主要史料，是十九世紀以來歐洲的一系列條約、外交文件、官方藍皮書與出版品等。大多數的歐洲外交史家，研究主題以一、兩個歐洲強權的國家發展與外交關係為主，方法論是重視檔案史料以及跨國語文的掌握。

隨著時代變遷，以國家為本位的歐洲外交史，逐漸轉向更為寬廣的國際關係史，不只從外交關係來理解，更由國際發展的戰略、經濟與社會觀點切入。

一九五○年代中期至一九六○年代中期之間，美國學界出現大量國際關係的理論作品，譬如對遠東危機的研究。在英國學界，則開始重視國際談判機制與經濟、戰略等因素。另外，也有學者開始研究國際組織、金融機構，甚至是工會等部門在國際關係的角色。

法國年鑑學派，是歐洲另一股不可小覷的史學潮流。他們關心的是整個社會，關注長時段與社會結構的歷史解釋，認為要把個人在歷史上的角色降至最低，而且往往傾向搭配統計學等分析的技術。他們對國際關係史帶來新挑戰，雖然各種檔案史料很多，卻被年鑑學派認為這是上層政治的歷史，有如粒子物理學研究的是個人，缺乏對社會結構或基層平民的認識。不過，這也激發出國際關係史的新趨向，留下日後全球史興起的伏筆。

總之，從外交史到國際關係史的發展，顯示歷史學的活力生生不息，隨著時代變化，研究視角也從傳統的外交領域，擴張到國際組織、跨國企業、人群遷徙等不同領域的國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