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一名高二女學生，因為被懷疑偷竊兩千元，在發出一通簡訊後自盡，學校老師表示並未影射是誰偷錢，也絕無要求或強迫按捺指紋比對，但覺得有道義責任，願意向家屬致意。

這樣的新聞不只是一名高中生失去生命，留給家長、學生、老師、校方和社會的是沉痛，及無從逃避的生命教育和心理輔導問題。當輿論將焦點放在探討自殺女學生的抗壓力太差時，似乎忘記了「同理心」，試問類似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真能勇敢面對現實，甚至如福爾摩斯，冷靜舉證排除自己的嫌疑？如果連成年人都無法承受這樣的質疑和侮辱，要求未成年的高中生勇敢面對指控，是否太苛求？

校園偷竊案件時有所聞，除了少部分是校方門禁不當外，大部分是學生一時糊塗所為，所以筆者認為，各級學校和老師應要有標準的處理程序，而且這類事件不同於警方辦案，學校、老師該以維護當事人名譽和事後輔導，為優先考量。

但遺憾的是，常在報端或電視看到，還是有老師在處理疑似校園竊盜，或其他管教問題時，動輒要求全班「投票」選出最可疑的學生，或將某些不服管教的學生貼上標籤，對學生造成難以彌補的身心傷害，豈是一句「道義責任」就可交代？

呼籲教育工作者要將心比心，就算真的有孩子一時犯錯，也不能把自己當成執法者，以強硬的態度和不顧情面的方式處理，甚至未審先判，任意踐踏學生的尊嚴。

姜仁叔（高雄市／退休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