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抗戰爆發後，國民黨為了從事政治宣傳，於一九三九年一月成立中央文化驛站，直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處，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才奉命撤銷。雖然這個消失的戰時機關早已被現代人遺忘，但是中央文化驛站的相關史料，仍有歷史研究價值，呈現當時在大後方交通運輸困難、各機關本位主義等面向的實況。

中央文化驛站創立之初，採取管理委員會方式，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交通部公路總管理處、郵政總局、教育部、四川省公路管理局等機關，各派代表擔任委員組成。

總站設於重慶，由管理委員會推定委員一人兼任主任，在各地設置分站，並設幹事及服務員生若干人。一九四○年改為總管理處。

由教育部、中宣部等機關負責供應書報，以翻印為主，徵集為輔。為減少運輸不便的困擾，在戰地（包括江南、蘇北、皖北、鄂東等地）分設印刷所十所，翻印各種教科書、一般讀物、報紙與其他宣傳品。

當初的設計是，由總管理處運輸書報至各戰區分站，分站運輸至各游擊區支站，支站運輸至戰地各縣辦事處，辦事處分發至各鄉鎮中心小學，再分發至各保國民學校，最後送達民眾。

這顯示中央文化驛站嘗試建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書報運輸系統，其特色是由上至下的多層次轉遞，而且配送範圍擴及全國各地，並深入戰區。因此，這樣的工作並非少數專責人員所能負擔，不只要有交通郵務部門的支持，也需要地方教育人員兼辦業務。

不過在實際上，中央文化驛站的書報運輸受到戰爭影響，交通日益困難。對郵局來說，只有極少數的幹線公路能維持汽車傳遞，但自從滇緬公路被封鎖後，汽油缺乏，許多郵車停駛。例如寄往西北各地的書刊，只能改由人力馱力郵運，至少要一、兩個月方可抵達。可是宣傳品講求時效，需要及時送達各地，造成中央文化驛站很大的壓力，以一九四○年十一月為例，每月運送書刊的能力達二十噸，卻仍感不足。

中央文化驛站因為書報運輸的爭議，還曾經與軍事機關發生糾紛。

有一次正中書局交運給中央文化驛站的教科書，被成都車站司令辦公處扣留，認為夾帶教科書冒充宣傳書刊，不能義務附運，並向軍事委員會運輸總司令部告狀。

中央文化驛站解釋，教育與宣傳同樣重要，而且正中書局是國民黨的宣傳機關，所以代為義務附運。後來經軍事委員會函復，正中書局的教科書准予照章繳費附運，此事才告一段落。

總之，抗戰不只是前線的軍事作戰，也包括從大後方深入前線戰區的政治宣傳，中央文化驛站便是一個全國範圍的戰時書報供應系統，企圖為戰區民眾提供精神食糧，增強抗戰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