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氏基金會日前公布大學生憂鬱情緒與求助行為調查結果，自認憂鬱情緒嚴重到需要求助的比率高達二成五，以全台一百三十二萬名大專生推估，約有三十三萬名大學生感到憂鬱。

另外，中研院以「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為專題，進行長達七年的追蹤研究，發現國、高中生也很憂鬱，尤其國三、高三學生面對基測、學測等新型入學考試，最憂鬱。

董氏基金會的調查顯示，導致大學生憂鬱症原因，九成五認為是受到壓力、挫折、打擊而產生

；六成七認為沒有任何原因也可能罹患。中研院的研究指出，青少年鬱卒的主因是「升學考試」，次要原因包括同儕相處是否和諧、家裡是否支持升學、學業競爭等。

國高中生憂鬱指數偏高尚可理解，是孩子擺脫不了升學考試的夢魘，但何以上了大學後，大學生依舊有這麼高的憂鬱指數？他們的壓力從何而來，又為何承受不了壓力、挫折與打擊，就心情鬱卒？他們真的只是溫室花朵承受不了風吹雨打，還是有其他外在不可抗拒因素，讓他們不得不憂鬱？

事實上，從兩個研究報告的分析可解構一些現象，但若更仔細的探究台灣學生憂鬱指數偏高的來源，還是在於教育政策反覆無常，而且無法從受教者立場去思考，只是拿學生當白老鼠，只要有新教育部長上台，就有新政策，讓學生或教師無從適應，而因意識形態的不同政策，更讓學生難以遵循。

舉例而言，近日教育部公布高中職多元入學修正案，規定就讀國立高中、高職及五專，一定要參加全國試務委員會辦的基測，若參加縣市自辦基測，只能讀縣市立高中。教育部的規定雖不限制縣市自辦基測，但卻限制國立學校入學依據，讓想讀這些學校的考生，必須要有參加三次基測的準備，怎能不憂鬱呢？

至於大學生憂鬱的來源，乃是過早承受求職壓力，主因也是當初教育主管過於浮濫開放大學設立，讓滿街都是在找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害得這些大學生一入學就開始為未來生計憂心。日前，新聞報導有些大學生辦休學加入直銷行業，便可看出原本要以充實學識為主的大學生，卻只為了錢而放棄身經考試壓力考上的大學。

日本近年來主張快樂學習教育政策，減少上課時數，課本內容也減掉百分之三十，相對的，台灣學生的書包愈來愈重，已重到需要拖拉式書包；甚者，國內青少年睡眠時間，比國際平均值少半小時，少於鄰近的日本、南韓、中國大陸，台灣青少年可說是世界各國睡最少的。

台灣的學生從小就睡不好、書包愈來愈重、考試愈來愈多、念了大學後卻又要面臨工作機會愈來愈少，就此教育環境而言，台灣學生怎能不憂鬱？

呂健吉（北縣深坑／華梵大學學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