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攤血」官司，花蓮地方法院的民事一審判決證嚴法師敗訴，莊汝貴醫師子女勝訴。姑且不論其中孰是孰非，單從地方法院判決內容審視，本案之判決確有頗多可資推敲之處。
從民事一審判決中，不難知悉花蓮地方法院對於「一攤血」的存在，認定係為既存的事實，應該沒有異議。至於原住民產婦陳秋吟，因無錢就醫，在往返醫院的路途中，不幸流血過多致死，此點亦無爭議。所餘僅僅只是產婦陳秋吟所付不出的新台幣（下同）八千元，其法律性質究竟為何罷了。套用阿扁總統的話，有沒有說出「保證金」一點，「有那麼嚴重嗎」？
按照花蓮地方法院的民事一審判決，其論斷證嚴法師過失的重點，厥為其轉述八千元係「保證金」乙節，而與曾經說出「保證金」八千元之李滿妹等兩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應對莊汝貴醫師負連帶損害賠償之民事責任。證嚴法師只因多講了「保證金」三個字，竟換來巨額的損害賠償之責，賠償之總金額高達一百零一萬元，每個字貴達約卅四萬元，真可謂「字字珠璣」。
眾所周知，在三、四十年前，民眾赴國內醫院就醫住院，常常須先繳交一筆龐大的「保證金」，此為不爭之事實，鮮有例外。其主要的作用，係醫院為防範就診的病人，日後若賴帳不清償醫療費用時，足以從「保證金」中扣抵的自保之道。民國六十年間，台大民法權威王伯琦教授正是因為付不起醫院的「保證金」，慘遭台大醫院拒診，又因延誤就醫，而不幸病逝，可為殷鑑。其後「保證金」此一陋規，遂在社會各界的強烈批判下，逐步銷聲匿跡。
卅七年前的一攤血故事，距今年代久遠，欲涉訟當事人或相關證人，毫無遺漏地追憶陳年往事之各項細節，殆屬強人所難。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當年確有許多無錢的病患，由於付不出「保證金」，成為醫療診所的「拒絕往來戶」。到底陳秋吟係因付不出「保證金」，還是因付不出「醫藥費」，而遭到醫療單位拒診，其實對於案件的審理而言，並無實質上的差別。要之，依據經驗法則及事物常理，其付不出醫療費用，至得不到及時之醫療照顧，乃鐵一般的事實。
法院在審理本案之際，固然無法徹底還原現場當時發生的情境，也無從拼湊出完整的案情原貌，然而卻有義務從相對之事實（而非絕對之事實）中，尋覓出較為合理並令人折服的答案。也就是說，法院在審理時總得合情入理，尤其理當考慮案發之際的時空背景與社會環境，才不致與多數人的認知南轅北轍，判決結果得不到國人普遍的認同，是為最大的敗筆。
假設單純描述從前的事實狀態，只因各關係人記憶的稍有參差或疏漏，動輒構成民法上的侵權行為，同時應負高額之損害賠償責任，堪稱「誘民入罪」，屬於一種不可承受之「重」，難免製造寒蟬效應，逼迫大家不敢輕易發言，甚至於處處自我設限，未必是國家之福。雙方當事人要不要和解是一回事，但是，法院如果連這麼簡單的觀念尚且無法釐清，和解又有什麼意義可言？朱文心（台北／空大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