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韋士塔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後，法院採取應對措施，包括透過網路視訊召開「虛擬法庭」；然而一些律師指出，虛擬法庭可能剝奪律師和被告所需的資源，包括彼此私下溝通以及口譯服務。

在許多移民案件中，證人（同事、朋友或親戚）若能夠出庭提供擔保，對於這些移民是否能被允許留在該國至關重要。

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資深律師拜爾斯（Anna Byers）是面臨虛擬法庭困擾的律師之一。拜爾斯為關押在紐澤西州移民拘留中心所的人辯護，但目前證人無法出庭，只能虛擬作證。

拜爾斯說：「疫情爆發前，證人只要提供身分證明就可出庭，但現在除了法院職員之外，其他人都無法進入法院。舉例來說，如果某人試圖證明一旦自己被遣返，他的妻子將面臨困境；這種情況下，他的妻子是否能出庭作證，對判決結果將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然而，由於法院無法以虛擬方式驗證身分，因此不允許證人透過網路虛擬作證；拜爾斯認為，這是對被告不利的眾多數位落差之一。

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迫使世界各國法院不得不採取虛擬審判；美國最高法院5月時首次舉行遠距聽證會，新加坡法院則透過視訊判處死刑，然而，這種轉變使控方和辯方都失去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可能釀成無可挽回的悲劇。

非營利組織「監視技術監督項計畫」（Surveillance Technology Oversight Project）的報告指出，網路法庭的弊端，包括法官較難感同身受，律師與客戶之間缺乏隱私，以及視訊審判容易出現偏見。

報告說，人們的部分生活方式確實能夠改在網路上進行，例如遠距工作、婚禮甚至喪禮，但虛擬法庭卻問題重重。

過去的研究證實，在移民法庭中，若法官透過視訊聆訊，他們對受審者較為冷漠；2017年伊利諾州一項研究發現，與親自出庭者相比，透過虛擬方式出庭的被告，平均保釋金的金額高出約5成。拜爾斯說：「虛擬審訊較難傳遞感情，難以喚起法官的同理心。」

另外，失去隱私權也是虛擬法庭的重大缺點； 在正常審判中，被告能與律師私下交談。但虛擬審訊會侵害律師與委託人之間的隱私權。在所有人都參加同一場視訊會議的情況下，所有交談內容都會被各方獲知。

拜爾斯指出，法庭審訊過程中，若被告必須在家中或拘留所作證，而非法庭，這些內容可能會被周圍的人聽見。他們的證詞可能與商業機密、個人隱私有關；一些證詞甚至可能對身分敏感人士的生命造成威脅，例如在黑幫臥底的警方人員或線民。

她並表示，在只能透過螢幕聆訊的狀況下，陪審團成員很可能因既定印象，對特定種族、膚色或性別的被告產生偏見，影響審判的公正性。

「監視技術監督項計畫」的福克斯（Albert Fox）表示：「恢復傳統的審判方式，就能防堵這些問題，但我們不能匆促恢復過去的審判模式，以免疫情擴散；當務之急是投資相關技術，修正虛擬法庭的缺失，以免民眾因此失去隱私、自由、生計、財產或監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