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名敦

二○一七年，一部名為《分裂》的電影講述了一個多重人格患者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凱文，因為成長過程中遭受母親虐待，又經歷父親意外身故而大受打擊。種種環境的壓迫和厄運糾纏，導致他精神發生危機，人格也因此分裂。面對這樣一個多重人格症（DID）患者，身為觀眾的我雖不免為情節的安排感到驚悚，但又對劇中主角偏激的思想深表同情和理解。這種感受和理性之間的矛盾糾結，一方面顯現在螢幕裡的複雜人格表演，卻也同時映在每個觀影者的思緒中。

看完《分裂》後，很難不讓人聯想《24個比利》這本書和書中的主角：威廉．密里根（也稱比利）。多數人即便沒看過書，也聽過比利的大名。正因如此，「比利」這個名字彷彿一扇窗口，向社會大眾揭開我們陌生卻實存的問題：該怎麼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甚至，當精神疾病患者犯罪時，社會大眾、司法體系又該如何面對處置呢？

前陣子，台鐵嘉義車站刺警案一審宣判無罪，結果一出，輿論譁然。關於嫌犯該不該被判死刑？難道精神病患就可以免除一切罪責？法官是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不懂被害者家屬的痛？諸多質疑、責難、批評，鋪天蓋地而來。一下子，被冷落許久的老問題又被推至風口浪尖上。

身為一名教師，我打算交給高中的孩子去討論，試著從學生的視角學習他們怎麼看待這個議題。我們一起檢視了「小燈泡事件」的一○五年度判決書新聞稿，從認定事實，到瞭解法官量刑的理由和依據，以及考量懲處、預防、矯治、社會觀感、正義實現等多方因素後，我蒐羅意見並發現一個共同現象，學生們的焦點往往都在事件的前端——成長環境、家庭、人際關係。

「他之所以產生思覺失調，是不是家庭因素啊？」「成長或求學中，有沒有可能遭受嚴重挫折而未能及時得到協助？」「他在生病後，相關機構曾經積極介入並治療嗎？」

以課堂有限的時間來看，學生確實沒有能力、也沒有相關專業資格去討論精神病學、法學、倫理學、犯罪科學等艱深問題，但他們都以一個人最基本的情感聯繫為出發點，從自身、家庭、成長過程，或深或淺的把自己曾經面對的相似問題帶入這堂課的討論中。因此，「環境的好壞」會造就什麼不同結果？而我們又打算營造一個怎麼樣的「環境」呢？更有甚者，當社會輿論走向激烈的抨擊、蔑視的言語時，正身處其中的我們，將要以感性同理作為基礎並延伸以理性構建，還是訴諸義憤填膺且以不近人情的言辭來凌遲整個社會？

這課堂並沒有結論。

我只能在課堂的最後放上《荀子．性惡》裡的一段話作結：「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

環境是被創造的，好壞皆然。我們要謹記：我們不僅在共同塑造的環境裡成長生活，而這環境還要交給下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