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政署在交通部道安會報建議，駕駛人吐氣酒精濃度違規值，擬由現行從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降為零點一五毫克，並提高酒駕處罰與罰款，還建議增訂酒駕致人傷亡罪。但重刑是否能導正酒駕，不無疑問。

刑罰嚇阻力並非絕對，有其界限，力道強弱須慮及社會、政經條件與價值觀，若有這項認知，就不難理解為何法律對毒品危害、槍砲彈藥管制與貪污治罪施以嚴刑峻罰，仍不能減少甚至根絕這類行為的原因。

因此，加重法律處罰能否產生嚇阻力，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可以想像，若酒駕刑罰加重，可能增加駕駛人逃逸的「必要性」，恐適得其反。

再者，亦須顧及法律規範架構的正當性。刑法重謙抑性，對一個行為施加刑罰權，必須以必要性與合理性作為正當化基礎。在酒駕（廣義包含酒駕肇事）背後所要保護的法益、法理尚未釐清下，動輒將酒駕犯罪化或刑罰化，極可能產生疊床架屋、有違罪刑相當原則的情形，導致刑罰不公，反造成立法從嚴、執法從寬情事，使得實際執行成效大打折扣。

相關單位應審慎評估目前法律的約制效果，是否有效減少了酒駕行為，而非僅以酒駕占整體事故比率，一味的提高法律處罰，並要結合法律層面以外的解決之道，先降低酒駕行為，再來可強化法律規範的正當性，弭平民眾譏諷政府搶錢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