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智強（台北市議員）

金鼠年，星雲大師以「行道天下，福滿人間」祝福台灣。人在公門好修行，去年是我就任台北市議員的第一年，也有著一些感觸。

有人說，「在公部門服務的一天，能夠做的好事，是離開後一年也比不上的」，這有鼓勵的成分在，但也就是要擁有權力的人，別忘了權力的反面，也就是責任。

我在馬團隊服務的時候，參與過一件至今回想起來仍覺感動的議題，那就是推動修改民法〈繼承篇〉，以「限定繼承」為原則。

那時候我們在新聞上看到，許多民眾在幼年時長輩過世，不知道要去法院聲請限定繼承，長大後才發現繼承到的不是遺產，而是龐大的債務。

〈繼承篇〉的修正通過，台灣再也不會出現「背債兒」的情形，當時我雖然只是幕僚，但是能夠參與其中，這是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一段過程。

現在，我自己就是台北市議員，也有著一定的權力，能夠影響市政。我建議台北市府，從「到院施打」改成「到校施打」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增加接種率，已經得到北市府的正面回應。

而我堅持「違建協調透明化」，也某種程度改變了府會文化。違建關說，可說是長期以來的「陋習」，其實每個議員都不想關說，但是在選票的壓力下，自己不做，別人做，那選票就跑光光了。

北市府決定明年要成立「違建爭議處理委員會」，不是說不能關說，而是任何關說，都要白紙黑字，公開留下記錄，這就給了每一位議員，婉拒陳情民眾的很好理由。

柯文哲市長很聰明，他公開肯定我，「如果每個議員都像羅智強這樣有guts，氣魄，就讚啦」，我知道，他是要用「羅智強」3個字，去阻擋關說違建的壓力，他是要向部分議員說，「不只是我市府要關說透明，你們議會的羅智強，也一樣要關說透明化啊，你怎麼不去罵他」。

但是沒關係，我願意給柯市長當擋箭牌，因為對台北有幫助的事，不分黨派，我都願意去做。

政策的改善雖然重要，但是老實說，政策與市民的距離，是間接的。舉例而言，如果有某位高中女生，她因為HPV疫苗「到校施打」，而成功預防子宮頸癌，她也不會知道，「如果沒有施打疫苗，她可能會如何如何」。

而另一方面，選民的陳情，則是直接改變生活。相信每一個議員辦公室，都會接到數不盡的陳情內容，有些是單純的發洩，有些很明顯超越法律的規定，但有些，真的會讓我們陷入長考，要不要介入。

最近有一位單親媽媽，打電話到我們服務處，大意是她5歲小孩的監護權在她前夫身上，但是前夫卻不願意負起撫養的責任，甚至因案被警方約談的時候，就直接把小孩落在區公所，要媽媽自己看著辦。

媽媽無可奈何，把小孩接回來，但是因為監護權不在自己身上，許多小孩權益的申請難以處理，想要向法院聲請停止親權，又沒有足夠的法律資源，媽媽自己的經濟狀況不好，也有心理上的疾病，也自認根本沒有妥善撫養小孩的條件……。

這個個案，讓我們辦公室很認真的討論，議員的權限到哪裡？為什麼台北市身為首善之都，號稱還債570億元，為什麼連一個幼兒的安置，都如此被動？

大人的處境可以等，小孩能夠等嗎？當然，我們也想過這可能只是陳情人的一面之詞，但我告訴同仁，民意代表的存在，就是避免行政部門的盲點。如果什麼都「尊重行政部門」，那要民意代表做什麼？

我期待我的同仁，也能夠經歷跟我當初一樣的感動，他們每個人都有機會，為台北做一件好的事，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