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五四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今年剛好滿一百周年，兩岸三地甚至海外華人，凡有文化和歷史認知者都不敢輕忽，中央研究院主辦的「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五月二日起連開三天研討會，第一天即擁來海內外包括對岸學者數百人齊聚一堂，非但座無虛席，且有大批席地而坐或站著聽講的年輕學者。這表明在學術界五四新文化運動依然很有吸引力，也是相關領域學者無法迴避的主題。

一個很有趣的對比，就是兩岸政治領導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冷一熱，北京有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偏重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當然有很大成分出於注重爭取話語權的考量；台灣則是冷漠以對，政府部門沒有安排任何活動或講話，不經意間似乎學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會中就有學者在交談中帶著質疑的語氣說，怎麼對岸的學者的簡介中都加上了「中國」，豈非台灣已自外於中國，或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台灣沒有什麼關聯。

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或領軍人物中，從胡適到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在國共內戰勝負底定之後，先後都到了台灣，繼續在台灣發光發熱，更帶來「自由中國」爭取言論自由和從政組黨的風潮。在威權時代每逢五四的日子，媒體皆以此作為主題呼籲開放政權和言論空間。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不同意見的蔣中正總統，來台灣之初痛定思痛，不得不從反對的立場重新拾起「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今天科技部的前身國科會，國科會的前身長科會（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就是由胡適提出並主導、主持設立的。

回到歷史現場，五四是激於救亡的學生愛國運動，新文化運動則是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上提出「民主」與「科學」的訴求；五四學生運動當年受到戰勝及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的鼓舞，卻沒有能夠影響由列強主導的凡爾賽和約，德國在山東利權依然讓渡給了日本，因此激起的愛國熱誠為新文化運動提供了絕大的動能，通過五四及新文化運動，可以看到知識分子由原本屬於士紳群體構成的社會精英，擴大凝聚了包括中學生在內的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廣泛投入。

從「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到「民主、科學」，確實帶出了一個波瀾壯闊的多元且更具思想和學術性兼及普及新制教育的社會運動，但是很不幸的，隨之而來的是政治的介入和干擾，百年之間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在不同群體和黨派之間形成了不同的歷史記憶和詮釋，愈來愈可以看到的是各取所需，同時可以看到知識分子不同世代間的不同理解和政治認同的差異，最可以強烈感受到的就是國共兩黨對五四不同的接受度和區隔，作為符號乃至形成文化或政治圖騰，更不幸的是，五四的「救亡」在政治干擾下取代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

從國共內戰到兩岸對峙和分裂的格局，出於救亡和啟蒙的雙重訴求，五四新文化運動還大有未盡的歷史責任。

王靖（台北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