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轉眼四十年矣。在這四十年間，一部同樣的《台灣關係法》，卻是見證了美國、大陸、台灣關係的起伏，這中間的變化，使人慨嘆不已。

美國卡特總統時期，國力相對傾頹，為了對抗蘇聯，轉而拉攏中共，遂拋棄中華民國，與中共建交。其中若干的小故事，可以清楚說明，完全同樣法律，卻可以玩出多少的花樣。

中美斷交時，台北與華府關係惡劣，雙方誰都不願遷就對方；這甚至可以反映在外交人員的行為上。一九七九年雙方斷交，美國在台協會的人員與我方外交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人員連吃個飯談公事，都不願往對方辦公處所靠近的一方去；於是就在雙方辦公處所的大致中間點，找了一個餐廳；大家往往就在這個小餐廳裡擠，這就是現在台北的銀翼餐廳；只是當年的地點是在信義路上。

另一個極端的故事是，到了十三年後的一九九二年，同樣一部《台灣關係法》下，美國老布希總統為了本身競選連任，再加上蘇聯已經解體，美國與中共早年所設定的共同對抗蘇聯的戰略利益消失，老布希可以出售一百二十架F16給台灣。

再到美國柯林頓總統時期，同樣一部《台灣關係法》，柯林頓一上台就要對台政策檢討書，並可以讓前總統李登輝赴美。但到了柯林頓政府的晚期，卻又強逼台北與北京對話和談判，這才出現了所謂辜汪會晤，國外多以二次辜汪會談名之。

隨後的小布希總統在同樣的一部《台灣關係法》下，可以宣布要賣潛艦給台灣（雖然一直到現在都沒賣），到可以公開斥責陳水扁是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

現在的總統川普，本身更是一個完全不確定因素；可以因為台灣長期向美國軍購，所以打個電話給蔡英文；但卻又因為與中共的經貿談判，就連已經告知台北的F16V出售案，都可以擱置。這還是在同一部《台灣關係法》之下。

鑑往可以知來，一部同樣的《台灣關係法》，在美國這許多不同的總統、與各自不同的政策下，可以玩出多種的花樣；我們完全可以預期，在未來的歲月中，當美國行政部門所認定的國家利益，遭遇到不同的國際環境時，我們自然也可以看到不同面貌的《台灣關係法》。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美國對國際情勢與本身國力出現不同的認知時，美國必然會調整其政策。現階段，美國包括國會在內的政府單位，大致已經認定中共是其最大潛在假想敵，所以就特別突出了台灣議題的重要性；這包括台灣旅行法與幾個國防授權法案，以及正在審議中的台灣再保證法案。

台灣關係法四十周年，告訴我們一個最大的教訓是，國際政治中，國家利益高一切，如何界定國家利益是最要重要的。其他，都只是如何解釋的問題。

孫揚明（台北市／前資深外交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