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著名的花鳥畫家趙昌，擅長花卉、草蟲，為了方便就近寫生，他常挖一深坑於自家庭院，而將喜愛的花卉、草蟲置於其中，反復從各角度、不同光線，乃至不同氣候的條件下，進行觀察寫生?勒，因而他的作品都栩栩如生，極盡物之生態，被時人稱之為「寫生趙昌」，在中國花鳥畫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寫生」這一用詞才正式在我國繪畫史上出現。

從元代開始，水墨山水畫大興，然此時「尚意」之風流行，繪畫強調作者個人胸臆的表現，即便如此，但由於畫家們並沒有背離傳統長期以來形成的寫生訓練，所以他們個人的「尚意」風格，並沒有出現光怪陸離的面貌，而是「師自我」的同時，極力向自然汲取養分，俾利於自我的陶養，史稱「元四大家」的王蒙、吳鎮、倪雲林及黃公望等也不例外。

王蒙隱居黃鶴山，喜摹山中古樹奇石，自號黃鶴山樵，所作山水迷濛中帶著一種靈氣；吳鎮住在錢塘江畔，每日臨江寫生作畫，人與境合，分不清是吳鎮畫錢塘，或錢塘寫吳鎮；倪雲林喜遊太湖，常畫兩岸水石山樹，左右遙望，飄然清遠，更是寫生高手；而黃公望居富春山，每攜紙筆入山對奇境作速寫無數，畫作以橫卷最佳，遊目展玩，猶若置身其境，欣欣然隨處自在，隨處忘我。

黃公望在《寫山水訣》一書中提到：「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彩，即是山頭景物。」所謂「有發生之意」、「望空闊處氣韻」，都是觸景生情，引發一種情思和聯想，都不是簡單地、機械地肉眼的描摩，而是加入了藝術家豐富的情愫和創造力的想像。

明代大畫家董其昌對寫生的探索，更總結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理論，使中國畫在理論與實踐、學養與技術兩方面提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圖示為筆者於蘭嶼島東清灣寫生之作──「東清灣素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