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以來最後一位文壇巨擘、一百○二歲的巴金，十月十七日七時六分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

巴金不在了，讓人覺得很不真實！
他走過五四、國共改朝換代與文革，並目睹新世紀的到來，被尊稱為「世紀老人」、「人民作家」，無疑是中國當代最偉大的作家與思想家，他把最深刻的思維、最真摯的熱情以及最懇切的企盼，全心寫入小說，道盡了三、四○年代，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知識分子的強烈使命感，寫就了一部中國當代小說的經典極品，是現代中國人不能不看的小說。

晚年有三大心願
巴金生在富裕的大家庭，家中有四、五十名僕人，但是巴金從小憎惡大家庭內各房傾軋鬥爭與長輩們專橫的行徑，養成了他細膩敏感的個性。一九二七年，巴金去法國巴黎，後因生病移居小城帝埃里堡，為了傾訴異域生病的萬念俱灰，巴金完成了轟動一時的中篇小說「滅亡」，這是他青年時代的滅亡。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文藝界並不缺少文人和文采，但缺少正視淋漓鮮血的靈魂呼號，尤其是缺乏重整靈魂的真誠，而這種真誠的起點，是正視自己心中的那一片黑暗酖酖構成十年劫難的國民性基礎的黑暗。

巴金一直對生死看得很淡，晚年有三大心願，一是不再擔任中國寫作協會主席，二是建立文革博物館，為那些無辜死去的廣大群眾紀念哀悼，第三是不要過生日，可惜所有人都沒答應他。前年他百歲生日，「拜託」各界不要為他祝壽，但聲勢浩大的祝壽活動還是在各地盛大展開，因為文壇巨擘活了一百歲，是大事中的大事，他只能在病榻上無奈地感歎：「我是在為別人活著……」。

巴金不只一次對家人和朋友說：「長壽是一種懲罰」，在他年輕時的一篇文章中也曾說過，他希望能活到四十多歲，因為不願意做一個「累贅」。晚年的他常說「自己是一個廢物」，最難受的莫過於許多親人、朋友都先他而故去，讓他十分孤寂。
「是作家，就該用作品同讀者見面，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總得留下一點東西，我不需要悼詞，我不願意聽別人對著我的骨灰盒講好話。」他的巨著「隨想錄」留下這一句人生的總結。

作品分為兩大主題
巴金作品分為兩大主題，一是探討青年革命道路，如「滅亡」、「愛情三部曲」；二是表現家庭生活，如「激流三部曲」、「憩園」、「寒夜」，其文學風格承繼十八世紀俄國文學的浪漫人文主義，從無政府主義、人的情感一直談到社會批評，寫作風格寬廣，是「老一輩作家中最好的一位」。多年來，巴金都被認為是中國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希望最濃的一位。

巴金晚年的創作「隨想錄」，足以代表他「說真話」│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對歷史。巴金有不少榮譽頭銜，惟獨沒有權力，他明白，對一個以筆為生的人來說，惟一能做的就是說真話。「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寫作是為了戰鬥，為了揭露，為了控訴……」

「家」、「春」、「秋」三部長篇小說合稱「激流三部曲」，是巴金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我寫這小說，彷彿挖開了我們家的墳墓；我讀這小說，仍然感受到愛與憎烈火的煎熬。」在散文「文學生命五十年」中，巴金如此形容他的代表作「家」。

「家」描述在四川成都一個大家族逐漸衰落的過程，穿插一群青年男女或在禮教中犧牲、或敢與封建搏鬥的故事。巴金自承，「家」就是自己家族的故事，他的祖父與大哥，分別成為書中「專制家長」與「逆來順受的孝順子弟」的原型。巴金說，「家」是為他的大哥所寫，諷刺的是，「家」在上海連載第二天，巴金就收到他大哥破產自殺的電報。

巴金自己則是書中勇於與傳統決裂、從封建家族出走的典型。他十九歲就離家出走，二十三歲便跑到巴黎「找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他受到無政府主義者樊塞蒂的啟發，「在巴黎聖母院沉重的鐘聲下」寫了處女作「滅亡」，在小說中吶喊「凡是曾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為了我摯愛的被壓迫的同胞，我甘願滅亡。」

「滅亡」寄回中國後，在當時最權威的文學月刊「小說月報」發表，引起注意，巴金也從此決定以寫作做為「救人、救世、救自己的道路」。「家」發表後，其對封建家族衰落、青年追求新生活的描述，正與一九三○年代的社會背景、人心思變風潮相符，青年幾乎人手一本，巴金也進入「現代文學大師」之林。

完全靠稿費生活
寫完「家」的巴金其實已沒有家。他的家族在大哥自殺後崩潰，巴金甚至一肩挑起姪兒女的教養費用。在四十歲結婚之前，巴金說他自己「沒有家，朋友就是我的家」，他四處旅行、寫作，並「完全靠稿費生活」。

他形容寫「憩園」時，「在皮包裡放一錠墨、一枝小字筆和一大疊信件，到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便坐下寫起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這樣「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的情況下誕生的。

巴金以「家」成為文學大師，歷年來卻有許多人指出「家」的「文學性」不高，如技巧拙劣、作者有時還站起來講話等。巴金不以為意，甚至一再強調自己「不是文學家，只是把寫作當成生活中的一部份」。他說他寫小說時「從來沒有考慮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唯一考量的是「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

「家」雖然鼓動年輕人走出封建，在文革時期，卻因巴金經常到國外旅行的背景，反而被打成「假反封建」的「毒草小說」。巴金寫「家」時做為參考資料的大量家書、家族資料，也毀於文革的大火中。經歷十年磨難後，巴金把他對文革的反省寫成「隨想錄」，是繼「家」之後，另一個對大陸社會產生震動的作品。

一九三○年代的中國作家中，巴金是唯一不受政治左右，同獲兩岸認同、尊重的作家。作家南方朔分析，巴金作品並非功能導向的「工農兵文學」，而是為大眾喉舌的「理想人道主義」，因此左、右派都能欣賞他的文學成就。

時代英雄的偶像

巴金多次獲提名角逐諾貝爾文學獎，但淡泊名利的他不感興趣，甚至拒絕角逐。二○○二年美國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提名委員會二度推舉巴金，但該年度的文學最高桂冠由流亡法國的華裔作家高行健奪得，而高行健事後接受訪問時，談的中國作家就是巴金和王蒙等人。巴金不能獲諾貝爾文學獎，有一說法是，諾貝爾獎最大的「政治標準」，是它堅決的「反共」立場。巴金在文革時期雖受迫害，但文革後跟官方關係相當密切，或許就是巴金與諾貝爾獎無緣的原因。

熱血青年很難不被巴金的作品感動，甚至不少人讀了巴金作品後，就走上革命道路。巴金提供「時代英雄」偶像，對當時讀者來說，更有意義的是巴金小說所體現對理想的追求，那種使命感、青春熱情和奮鬥精神，正是現今生活中所缺少的。

巴金勇敢地否定自己，朋友都能直接感受到巴老的真誠與熱情。一位學者回憶到，他去巴家拜訪，交談兩個小時之後，怕他辛苦，就向他辭別，他卻非常誠懇地說：「我不累，再坐一會，再坐一會。」不是客套，而是真的挽留。最後分別時他讓女兒小林扶著，送到小客廳門口，不管友人怎麼說，他又送到房屋門口，又不管怎麼說，又送到院子門口，然後緊緊握著友人的手告別。

名家小傳

巴金一再跟大家說，他不要過生日，但每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巴金的病房裡，總見織有「壽」字、「福」字的中國結和彩色緞帶，寓意好運的小紅鞋和紅燈籠、紅色同心結，懸掛在巴金病床前。

大陸中國作協向巴金祝壽，希望他身體一年比一年好，但巴金實在歲數大了，顯得有些激動，幾次張著嘴要說話，要將被窩中的手伸出來，但都很難做到。

八十九歲的一位老讀者曹達，十七歲就認識巴金，他每天都祈禱，每年都賀壽，祝福巴金活過一百歲。

巴金罹患帕金森氏症多年，還患有慢性支氣管炎、高血壓和低血壓等多種疾病，已經不止一次表達想要安樂死，一九九四年，他飽受胸椎骨折之痛，就希望以死解脫。一九九九年二月巴金病重，醫院決定在他喉部做手術，手術前他對醫生說，「請不要用藥，讓我安樂死吧！」但醫生與親友都不答應。

自一九九八年以來，巴金無法走路後就住進醫院，期間數度傳出病危。一九九九年春節、去年二月底，巴金兩度在臨逝關頭被搶救回來，但院方對他的病危通知始終
未曾撤除，他則已成為半植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