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鄭慧慈政大阿語系系主任

趁著學校舉行新春團拜，我選擇和退休的好友在校園裡敘舊，躲過尷尬的寒暄大會。

我問她們生活得好嗎？她們個個學佛，淡淡的微笑、樸素的裝扮，無須多言便了然於心。她們的兒女都還在國外奮鬥，攻讀博士學位，台灣人都知道若不獲得國外名校文憑，回國想找到理想的工作幾乎不可能。

我們這一群，有上一代的包袱，還有下一代的責任。我們一輩子努力不懈，有的人剛送走久病的父親；有的人正在照顧病床上的年邁母親，同時得張羅兒女國外的生活費。我們之中有人至今還在照顧重病的孩子，無法有休閒生活。然而，生活的重擔不會讓我們忘記製造許多的小確幸，我們只要聚在一起，都會有人說：「我幸福得不知怎麼辦？」實際上，我們唯一的幸福是無窮的耐力和一顆柔軟的心。因為我們那年代的讀書人有特殊的傳統，我們浪漫、正直、充滿陽光與理想。

回到現實，我面對幾位年輕人，她們也是讀書人，裝扮時髦。為了解決某個案子，我試著剖開心，坦誠相對，說我們這一代的話，告訴她們道德是何物？價值是何物？她們回應的是她們的道德和價值，還有屬於她們的法律──那些我們柔軟心縱容下產生的特殊法規，足以讓台灣向下沉淪。她們也出自標榜發展人文的大學。

就在這一剎那間，我理解為何數十年來台灣學術傳統總是重理工而輕人文。

理工在某一程度上，代表的是物質文化；人文代表的是精神文化，物質發展到某一程度，人文才得卡位。人文一旦可以卡位並深植，理工即使沒落，人文仍得以支撐一段時日，這應是人文發展的價值所在。

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帶動人文的進步，人文因此一度傲視東亞與東南亞。我們這一代便趕上極為短暫的人文深植行列。緊接著，我們的發展停滯，近十幾二十年的物質發展，很明顯落後先進地區。目前台灣經濟甚至不如許多東南亞國家，人民生活得苦哈哈，市井小民為求三餐溫飽，不惜以健康做代價，人文被踐踏，更遑論深植社會。

學貴於用，任何一位知識人都能理解人文學科的學者並不代表他具有人文精神，其研究經常止於紙上談兵，證據便是台灣人文學者能建構在國際上屹立不搖的學術理論者幾乎是零。研究內涵上，甚至於本土議題的研究內涵上，局限於替西方人驗證或闡釋他們的理論，學術上人文未曾深植。從年輕學者進入校園的那一刻起，校園傳承的似乎是如何從「原教旨主義」進化到「世俗主義」；一套學術傳承法則瀰漫在每一個校園，那便是申請計畫補助、參加國際會議和撰寫《SSCI》期刊論文，數量愈多，榮耀與地位愈高，特聘教授和講座教授除了要自我感覺良好，提出申請外，最重要的是政治手腕是否高明、小團體是否夠堅固。學術審查人扮演決定台灣學術指標與學術未來的角色。英文不僅是工具，也是學者地位的標籤，連貫、卓越的整體思想脈絡並不特別重要，長期或終身的研究更顯得卑微。台灣人文研究就這樣依附在理工的邊緣法則下運作了數十年。

人文學者貴在能說真話、能無畏權勢、能洞悉弊端，能持守人文精神。今日台灣大多數的人文學者都失去核心思想，又怎能發展人文？罪魁是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