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芳婷

八○年代初的台灣島，美麗島事件的硝煙瀰漫嗆鼻，如班雅明新天使所見廢墟。最後一批二二八事件受刑人，在幾十年的囚禁後終於獲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釋放。解嚴在即，然而敏感多疑的社會氛圍仍舊惴惴不安，在各方初試水溫的一系列微妙動作中，台灣進入了風起雲湧的狂飆年代。在這個社會運動如煙火四放的時代，十大建設所穩定之經濟使得電影發展成為可能，香港新浪潮電影的尾風亦徐徐吹來。台灣新浪潮電影運動終於一九八二年正式登場。

行政院新聞局指定中央電影公司以電影改革為標的。接此任務的中影總經理明驥重整製片方向，大膽聘請小野（一九五一—）與吳念真（一九五二—）加入製片公司，自當下的社會議題出發，以自然寫實的拍攝技術，重建台灣電影藝術的在地形式與語言。小野與吳念真作為作家與編劇，將台灣文學中的鄉土關懷與社會反思，縝密地織入台灣新電影的主題之中。

其時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七—一九七八）雖已冷卻，有關議題卻在電影與劇場作品中持續發酵。中央電影公司在人事改革後所推出的第一部電影《光陰的故事》，正體現了當時電影工作者的具體關懷。《光陰的故事》由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聯合執導的〈小龍頭〉、〈指望〉、〈跳蛙〉、〈報上名來〉四個獨立故事組成。故事時代背景採線性漸進，分別呈現人的「童年」、「少年」、「青年」與「成年」四種不同的成長階段。雖以成長之生命經驗為題，故事中皆融入對台灣社會形態變遷的反思。大量的歷史隱喻與象徵，揉合在劇情敘事之中，隱隱間透露出導演群對於整體時局的深度批判。個人成長的幻滅交織社會變遷所帶來的爭議與衝擊，故事中的主角們，在探索自己欲望與方向之際，同時面對著體制與環境的各種弔詭與荒謬。《光陰的故事》以低成本、新演員、紀實影像與本土經驗為核心概念，將瀕死的國片市場硬是救起，在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愛情文藝片、教條軍教片、武俠片、功夫片苟延殘喘的低迷景氣之中，吹起了素樸清新的新潮流。

此後台灣新浪潮電影運動揭開一段光彩熠熠的電影史頁。陳坤厚、侯孝賢、萬仁和王童陸續推出質量俱佳之作，更加確立了新浪潮電影的寫實批判核心精神。同樣是集錦式電影的《兒子的大玩偶》，改編自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和〈蘋果的滋味〉。製片過程中所發生之「削蘋果事件」，源於保守派影評人士黑函密告國民黨，指稱作品中呈現之貧窮落後，市井畫面有破壞台灣國際形象之疑慮。中影因此在未經導演萬仁同意下，逕自修剪影片內容，後因萬仁於報上披露此事引起大量社會輿論批評，中影才被迫妥協，保全此片。此片寫實精準地描摹市井小民所經歷之生活掙扎與無奈，以及面對外來文化所引發之焦慮與矛盾，其冷靜深刻的動人呈現，使之口碑與票房皆大獲成功。

如盧非易指出，雖則台灣新浪潮電影優秀之作不斷推陳出新，然而當中亦有少數品質拙劣風格自溺者，導致票房漸漸失利，最後漸趨衰落。而新生代導演對中影之各種官僚作風的長期不滿情緒更是漸漸升高，終至楊德昌與超過五十位電影與表演藝術工作者簽署之〈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其中明確發表台灣電影歷史走向之困境與當前體制環境的掣肘。

一九八二這一年，台灣新浪潮電影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意氣風發，如今已成為記憶，但即便是記憶，也仍在《海角七號》於二○○八年所開啟之市場復甦後的各類型電影中隱藏其難以抹滅的生猛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