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多以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做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的指標，民國八十年平均每人GDP為二十四萬五千零十九元，民國一○五年平均每人GDP為七十二萬八千一百三十四元。

二十五年來台灣平均每人GDP成長近三倍，民國八十年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是二萬二千元，現在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仍然是二萬二千元。

這段期間，我國的名目基本薪資並沒有跟著GDP成長，若以扣除通貨膨脹率之後的實質薪資來看，平均每人實質薪資是不增而反減的。我國勞動部已宣布明年一月一日起，月薪與時薪基本工資分別由現行的二萬一千零九元與一百三十三元，調升至二萬二千元與一百四十元。

由於調幅不大，與勞方代表希望反映物價與國民所得成長率，調升最低工資至二萬六千元，仍有一段頗大差距。

多數國家政治由財團與富人所控制，政商聯手，而勞工便是政治選擇的犧牲者。正因為政治傾向少數人，才造成分配不正義的惡化。當一國社會有愈來愈多的最低工資勞動者，其僅能勉強維持生活而難有儲蓄，一旦面臨失業、病殘的衝擊便會落入貧窮陷阱，根本難以脫貧，如此一來對社會救助的需求，不減反增。

所以企業大量進用最低工資工作者，等於是把勞動成本轉嫁由國家社會體系來承擔，一國政府如透過提升基本工資，將可縮短社會貧富差距與所得分配不均的現象。

從消費理論來看，基本工資的成長，對於一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且正面效益，這是因為最低工資或底層勞動族群占一國社會就業市場的人數比重最多，政府提高基本工資，底層勞動者的薪資收入自然增加，底層勞動者會將增加的薪資轉成消費支出。

所以，表面上調高基本工資，企業的工資成本雖然會提高，但是企業最終將會因為占社會就業市場大多數的底層勞動者其龐大的消費力而獲利。

提高基本工資，把錢放到勞工口袋裡，是創造勞動者與資本家，乃至政府稅收增加三贏的策略，不但可以使我國經濟擺脫多年來停滯不前的困境，更能創造勞動市場更多的新增工作機會。

建議政府應依物價指數與經濟成長率，逐年調高最低工資，以照顧勞工生計。

王有康（台北市／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應用商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