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祝瑛（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最近台灣年輕世代間，發生了一連串透過各種社會運動的集體行為，甚至網路批判，不滿校園措施，乃至台灣的司法治安。

這些年輕人的行為背後，往往高舉著民主、自由、公民不服從，標榜愛等口號。太陽花學運中攻陷立法院、行政院等學運參與者，最終以公民不服從為由無罪釋放。

這些不由讓人想起流行在大陸文革時期，紅衛兵中的一句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往事。看看目前台灣司法案件評定標準的特殊化及年輕化，令人頗有昨是今非之慨。

尤其又看到上周台灣師大附中在歡慶七十周年校慶中，學生因抗議校內的若干措施，而干擾典禮的麥克風電源，垂降抗議布條。

校方報警處理後，造成了立法院質詢教育部長關於警察進入校園議題的責難，此舉讓許多執法工作者進退維谷，甚至受到社會各界的質疑。

媒體關注的焦點也被轉移，從本該反思學生抗議的初衷和後續措施等問題，轉向政治層面等人權議題，因此而模糊了整件事的焦點問題。

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台灣社會在轉型過程中，上位者一邊不斷強調轉型正義，一邊不斷鼓勵青年世代去衝撞固有體制，挑戰法令制度，甚至超越了原有的社會道德規範底線，而是在所不惜。

當然，從好的一面來看，如此一來，可以鼓勵更多年輕人勇於發表自己的言論，透過集體行為表達對現有體制的不滿，甚至藉助網路媒體力量，發出公民不服從的聲音。

但在種種政治正確及排山倒海似的網路霸凌威脅面前，許多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主政者與執法者逐漸予以解構化、寬鬆化、赦罪化，結果一來，造成政治正確與民粹凌駕於法律及道德之上，造成了第一線公民執法人員與學校校園安定維護人員的兩難困境，以致許多校內事件不得不藉助于外力。

如警察，一方面執法人員與校園安定力量維護者，動輒得咎有關。另一方面，因為網路媒體的斷章取義，往往讓許多事情轉移焦點，例如此次師大附中學生的抗議事件發生後，大家關注的焦點不是學生的訴求，反而是立法委員、教育部長、校長和警察之間錯綜複雜的行政關係。

面對集體事件，校長需要有魄力控制局面，學校在與學生保持有效溝通渠道的情況下，能夠防範於未然。

我們尊重學生的言論自由，但不是無條件的縱容，標榜青春沒有什麼不可以。自由唯有獲得法律的保護，方能成立。

社會事件可能造成群體的模仿，大人們面對問題不是推諉和詰責，而是自省和反思，會產生楷模或反作用效果。

面對台灣社會那些以工作忙為藉口，把孩子全權交付給學校和各種補習班進行管束的父母，筆者也希望予以呼籲，自己的孩子自己救。

沒有陪伴與溝通，下一代人只會與我們更疏遠，世代差異更會在過度縱容下，出現更多的不尊重與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