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啟余

多年前，旗後砲台正當建造，土夯一角，有對婦人談著，一位年約四十，身子粗壯，著福州衫；另一位應有六十幾，灰髮悉心盤好，別一隻釵鳳。辮子的苦力們雖荷著石磚銅鐵，走過都稍稍欠身，因她們是神。

神談話是輕輕地，海面晴朗的亮處，對灰髮老婦彷彿虛有，她睜著像是傷裂的眼瞳：「這兒人人敬重我們，女兒啊，妳還憂慮什麼呢？」另一位沉吟了一會兒，便說：「從天地分判的那日，我們就孕育這島的生命與山嶺。而管理之責一開始由雲豹，後來是黥面者，再後來是平地人，如今來了這些洋砲──」，她望向鑄好的大銅管，十餘名苦力咬著牙，正將它扛上基座。

老婦搖搖頭，半晌，才操起濁重的陌生話，告訴女兒未來八十年的打狗史。那語言像冰霰與緋櫻遞來刀鋒，倒映了遠遠二十一師的裝甲兵。女兒搖搖頭笑了：「所幸總力戰是終結，只剩下暴力……」

這是主後18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