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翊航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省立師範學院台語戲劇社的學生，出版了名為《龍安文藝》的學生刊物。簡潔而醒目的封面，是就讀師院美術系的楊英風所設計。綠色的龍紋吐露著青年們的英豪之氣，回應著時代的風雨與雷響。師院英文系學生蔡德本，有感於終戰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的台灣青年，失去了以母語表達內心的能力。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籌組台語戲劇社，希望以戲劇的編寫、演出，研究佚失的文雅語句，發揚台灣文化。響應的師院學生人數幾近三百人。二二八事件的爆發，不過就在半年之前，黯淡的政治氛圍，理想的壓抑，物質環境的緊縮，人心的焦灼與恐慌——青年學生對變革的渴念，讓時代的烏雲裡，透現著微微的光亮。

當時台灣的校園刊物為數極少，蔡德本並不知道《龍安文藝》出刊四日後，四六事件的爆發，埋藏著他數年後牢獄之災的種子，也未能預知《龍安文藝》將悉數焚毀，埋藏，直到五十四年後，才得以重見天日。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透骨的寒風中，台語戲劇社把曹禺的《日出》，改編成了台語版本的《天未亮》，在師院的大禮堂演出。蔡德本一年前早已著手《日出》的改寫，為了劇本推廣演出的便利，他縮減演員人數，更動段落，在不換景的前提下，成功地搬演了台語版本的《日出》。以自己的語言，照見沉淪陰暗的社會，以及可能到來的新生。曹禺說：「腐肉挖去，新的細胞會生起來。我們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四六事件後輾轉逃亡的朱實，當時也在《新生報》「橋」副刊說：「我相信，《天未亮》能給我們帶來天亮的希望。」

明亮的新天地卻似乎並未到來，懷抱新語言、新舞台、新願望誕生的《天未亮》，卻似乎將時針往夜暗之際倒轉了。陳舊的並未完全死滅，幽暗的角落又更幽暗一些。

四六事件後，台語戲劇社解散。月餘後，台灣進入漫長的戒嚴。蔡德本數年之後，也因為牽連叛亂案而入獄。信念與肉身，終究成為了多餘之物。

蔡德本在解嚴後寫下帶有自傳成分的《蕃薯仔哀歌》。小說人物蔡佑德在特務的審訊下被迫自白。「自傳」看似從長年的政治禁忌中解放，卻更見證其不透明，不可說。類似的故事從未終止，日出之前是無盡的闃暗。也在這一年，許多人自遠方攜帶著故事，珍寶，傷痕，來到這個島嶼。有些溫暖燭照了他人，有些則以槍彈與牢籠，復凍結了本應發熱的事物。

五十四年之後，《龍安文藝》終於重新出土，重刊在《文學台灣》。本名史習枚的歌雷，接受學生的邀稿，在《龍安文藝》寫作一篇名為〈森林．清晨．隨筆〉的文章，如今看來，更像是某種預言。那時他住在一個面對台北公園的小樓房，三月末尾連日不停的雨水，眼目所及的公園風景，盡是「笨綠，潮濕與低沉的心情」，水塘中的水與植物，也凝重得像是一池化不開的重油──這竟是我們的時代？

因此，我常想我應該如何能夠透過這種窘迫而沉重的氣氛的外圍，找到那屬於這島上的真實的「內心」的希望，因為一個健全的靈魂的願望與人民的快愉感，較那些渡海掘金或「逃難」者的熙熙攘攘，更值得令人珍貴。

多年之後，這個島嶼上的人，也仍在尋找真實的內心，健全的靈魂，人民的快愉。正如歌雷在隨筆的結尾寫道：

讓我們解放得像不釘牢在一個題目下的隨筆，我們寫作像森林裡的流水，不停止的流到大洋。

隱沒消聲的森林流水，後來在某日天亮時，還要聚集歌唱。不被釘牢，也不停止。

【編按】

隨二戰結束，世紀亦將進入下半葉，台灣文學歷史已然另一篇章；歷戰後初期的波瀾，很快地五○年代，對文學研究而言，其後，也是顯明的分期。進入下半葉，本刊邀請了關注戰後台灣的作者群：李時雍、林妏霜、馬翊航、詹閔旭、蔡林縉、鄭芳婷、蕭鈞毅、顏訥（姓氏序），本周起，接續說文學的故事。

【關於作者】

馬翊航，一九八二年生，卑南族人，台東建和部落出身，來回台北與池上。寫詩，寫散文。台大中文系畢，現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正以「台灣文學中的戰爭書寫」為主題撰寫博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