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北市長馬英九日前為首長特別費案第二度出庭應訊時，提出當初承辦檢察官傳喚訊問，有「誘導性」問案的嫌疑，不但使他的回答遭曲意誤解，檢察官對有利於他的證據也都不採；司法單位則反駁，檢察官作法一切符合法定程序，並無瑕疵。

馬英九表示，他在檢察官庭訊時，感受到檢察官是以誘導性問話方式，刻意讓被訊問的人前後說法出現漏洞

；而且檢察官似乎在訊問前，就已形成有罪起訴的心證，不論被訊問的人如何舉證自己並無犯罪的主觀認知，或是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提出調查對自己有利證據的請求，檢察官都完全不予理會。　

馬英九是法學博士，還曾擔任法務部長，法學素養自不在話下，尚且有此感受，這讓筆者非常擔憂，一般有法律概念的民眾，一旦牽扯到刑事訴訟程序，在檢方庭訊時，是否能得到公平與善意的對待？

為了落實「保障人權」精神，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告知義務」，以避免「突襲性」裁判，然而事實上，不論警察辦案或檢察官傳喚訊問，都沒有完全落實並執行法律規定，這可從在電視上看到警察搜捕販毒嫌犯的畫面印證，因為警察不但沒有宣讀告知義務，甚至當場斥責嫌疑犯，使之心生畏懼，供出毒品藏匿地點，為求破案卻侵害人權的不當作法，確實有改進的必要。

檢察官偵查犯罪，對認定應依法提起公訴的案件內容，必須負「舉證責任」，因此在偵辦過程中，運用各種問案與蒐證技巧，當然無可厚非，但檢察官絕對不能忘記刑事訴訟法要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營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不能為了起訴而刻意忽略對被告有利的情形，否則不僅專業判斷有失偏頗，嚴重的話甚至可能有「濫權追訴」之嫌，得負刑事責任。

筆者認為，馬英九的感受絕非個案，檢察官應回歸刑法「謙讓抑制思想」的真諦，國家雖然賦予檢察官偵查犯罪一切必要手段的權力，卻不代表檢察官可以跳過真理和正義，漠視被告的人權和刑事訴訟法所保障的權利，畢竟現在已不是「糾問主義」的時代了。

雷成（高雄市／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