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線片 《無人知曉的七月十日》 隨機殺人者的故事

文/張純昌 圖/聯影提供 |2016.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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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弱肉強食的一面,在歐嘉面前展露無遺,她不懂做人處事,而家人無法理解她,母親在她自殺未遂後將她送去精神療養院,她不想上學、上班就給她錢、幫她開藥,給予一個個體的關懷與愛,歐嘉都無法感受到,當有人深刻感到這個世界的殘酷,我們有什麼辦法讓她對這個世界產生希望?

「我,歐嘉.海伯納洛瓦」近似於法庭陳述證詞時的開場白,這部電影是她對這個世界的宣告,也是控訴。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二十二歲的歐嘉開著一台卡車衝上布拉格的人行道,撞死八個人。她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在兩年後被處死刑,同時她也是最後一個捷克的女死刑犯。為什麼要殺素昧平生的人們?她在法庭上說,她是一個從小經受長期霸凌的受害者,為了提醒世人這些受害者的存在,因此,使用了這樣驚世駭俗的手段。

信件寄達前 悲劇已發生

《無人知曉的七月十日》改編自歐嘉的生平,從不想上學為象徵,年輕時期歐嘉就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在她自殺未遂後,被送進精神療養院,在其中遭到同伴欺負。出院後她成為卡車司機,並認識了有好感的女同事,但最後也無疾而終。

電影裡的歐嘉是一個極度不愛表達的女子,不懂友善,無法與人交流,她顯露出極度的孤獨與封閉,她的格格不入,包含家庭、精神治療機構、愛情、工作、乃至整個社會。在被喜歡的女子拋棄、降職,並體驗生活周遭人們的冷漠以待後,她寫了一封犯罪自白給一間報社,信件寄達前悲劇早已發生。

電影以黑白色調拍攝,沒有配樂,整部片在一種非常壓抑的氛圍下鋪陳,我們看見歐嘉與人們的疏離,卻不會濫情地同情女主角,電影將觀眾擺在旁觀者的角度,冷調地告訴觀眾,殺人者是如何養成的。

這樣的人也許就在我們生活周遭:我們會遇到一些不懂表達的討厭鬼、髒兮兮的人、陰沉的人,遇到人不打招呼,也不懂得笑臉迎人,我們可能在心裡面偷偷討厭、甚至輕蔑嫌惡,但他們的故事從未被理解並共感,「惡意」與「傷害」可能在這樣的細微之處悄悄萌生。

電影提出的問題是,它將情況推到極端,如果一個人家境富裕,不在種族或階級上遭受歧視,而且身體健康(當然,她是個女同性戀,在一九七○年代極可能感受到社會的壓力),但這個人極度的無法融入社會,我們該如何面對無法理解的他者,如何不讓她感到被排斥?

這個世界弱肉強食的一面,在歐嘉面前展露無遺,她不懂做人處事,而家人無法理解她,母親在她自殺未遂後將她送去精神療養院,她不想上學、上班就給她錢、幫她開藥,給予一個個體的關懷與愛,歐嘉都無法感受到,當有人深刻感到這個世界的殘酷,我們有什麼辦法讓她對這個世界產生希望?

前一刻喊停 救殘缺靈魂

台灣在這幾個月之間發生了數起隨機殺人的事件,我們在新聞上看到太多被害者家屬的哭泣,卻無法思考殺人者背後的動機;還有更遠處,德國火車襲擊案、法國尼斯國慶恐怖攻擊,一旦發生隨機殺人,就立刻稱之為「恐怖攻擊」,這樣的詞彙也蘊含多少對異己的刻板印象:生命是遠遠比此複雜的,然而我們總是背過臉去。更多生命因不認識的人而喪命。加害者的內心與其所處世界的互動過程,殺人犯怎麼成為今天的這個人?身為無直接相關的社會大眾,與其責罵加害者,不如理解形成個人的社會結構,並從中試圖改變,是什麼讓這些人對其他人的生命無感?單純是因為他們不努力?他們就該被這個社會淘汰?我們能說,這些殺人者的誕生我們不是共犯?是誰把死亡帶到我們與他們面前?

電影選擇的不介入立場,讓我們可以有更遠的思考:這不只是道德上的對錯,更不只是每個人有無選擇餘地的問題。而是我們要怎麼面對他人?我們可以在看完電影覺得女主角該死(她的確被處以絞刑),因為她殺了八個人,或者不該判死刑,但我們難道只能夠在事發後說:「他看起來很正常」、「怎麼也想不通他會做這種事」,而無法在傷害發生前的那一刻喊停,有沒有辦法,能夠挽救那些如破漏瓷器的殘缺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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