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思坊

當蔡依林以這首歌紅遍台灣的一九九九年，我所身處的世界正騷動地走向世紀末。大時代並未在當時留給我明顯清楚的意義，但總統選舉而引發的集體情緒，像地底的硫磺礦，悄悄沸滾著周遭的空氣。舞台上的政治或流行明星們，身上都捆綁著千千萬萬人的情緒，熱熱鬧鬧的，沒有人孤單。

之後便出現了一個詞：「ⅩⅩ殺手」。這類人物取的從來不是他人的性命，而是比性命更重要的靈魂。因此，在舞台上蹦跳的少男殺手蔡依林，折下的便是少男們一朵朵飄蕩輕浮的魂魄，他們希冀能在這少女胴體上找到溫柔的想像，安息的墳場。那些在校園演唱會四處飛散，營造夢幻童話的彩色泡泡，到了街頭造勢現場，替換成氣笛喇叭，不時高聲鬼叫一下，以那腦袋忽然被震麻的體驗，製造讓人氣血沸騰的在場感。

「在場」與否，總是用來檢驗一個人是否曾實存於時代中的重要關鍵。站在熱熱鬧鬧的人群裡，喊著「凍蒜」或是「Jolin我愛妳」，這樣的經驗幾乎決定了一個人是否曾經活過島嶼的世紀末。

我的世紀末卻竟然在近日才來臨，在一個無比安靜，深深陷入睡眠的深夜裡。半夜窗外，忽然傳來陣陣哭聲。一開始以為是嬰兒，而後才知是女人。那哭聲並不含蓄，帶著憎怨情緒，傷心欲絕。鄰居們關上窗戶的聲音，在夜裡遠遠近近地傳來。

她完全崩潰的哭聲與我的夢逐漸合而為一。夢裡忽然出現了蔡依林的臉，在台上一邊哭著一邊唱：「我知道妳很難過」，台下的歌迷像是為她打抱不平（因為周董？），以為蔣經國或毛澤東送葬般那樣誇張的哭泣規模表示支持。我在一種好像能理解，但也不是那麼傷心的狀況下，懵懵懂懂地加入了這個哭泣行列，直到天色漸漸明朗，直到女人終於放棄了哭泣。

是的，我知道妳很難過，但下次可不可以先關上妳家的窗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