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來到一九一五，大正四年。對台灣文學史來說，這是非常特殊的一年，若翻閱各種現行常見相關書籍所附錄的年表或大事紀，在這一年的記述中，關於文學的部分，往往都付之闕如。換句話說，這可說是台灣文學史上幾近「空白」的一年——這個「空白」，並不是指在這一年沒有任何值得紀念的事件或作家出生，例如重要的客籍作家鍾理和，就是出生在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我所謂的「空白」，指的是一種弔詭的狀況。

弔詭。讓我們再回到那些年表或大事紀。雖然記述中關於文學的部分寥寥無幾，但肯定會有另一項文學以外的記述，亦即是年七月的武裝抗日事件，噍吧哖事件，別稱西來庵事件、余清芳事件。

噍吧哖為地名，其由來為平埔族社名Tapani，而日本殖民統治之時改為發音相近的玉井（Tamai），沿用至今，而因為此事件大小戰役多發生於此，故以之為名；西來庵，為台南一座王爺廟，是事件策畫者們集會、密謀起事的據點；而余清芳，則是策畫行動的總指揮，另外核心人物還包含江定、羅梭，以及共同策畫者蘇有志、鄭利記等人。據記載，此事件約從一九一五年夏天六、七月開始，至隔年九月落幕，其持續時間、動員參與人數，都可謂日治時期之最；而起事地點死亡人數則高達數千，最終被判刑者亦有接近一千四百多人，可說是武裝抗日事件中規模最大也最為慘烈的一起。事件之後，也刺激了日本轉換殖民統治方針，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然而，所謂文學史上弔詭的「空白」，也是在這裡：另一起大規模武裝抗日的霧社事件，其於事發之後，就經常成為無論台灣或日本作家的作品題材，直至今日也持續有小說、電影等創作，使之深入文化記憶當中；相對於此，西來庵事件這如此龐然、如此悲壯的歷史事件，卻鮮少成為文學或影視作品的題材，大眾也似普遍對此事件感到陌生。即便到了戰後，一九七七年李喬曾出版長篇小說《結義西來庵》，算是以該事件為題材的重要著作了，但在序中，李喬也提到他在研究史料、實地踏查之後，「已不忍，不敢，也不能以虛構小說處理」，所以小說中的人物，「盡量廣納，結果出現部分人物錯落，旁枝情節瑣尾的現象。這是無可奈何的」——更可惜的是，在其努力後，依然尚無其他小說家以更為完善的文學方式與手法，來處理這個題材。

為什麼噍吧哖事件在文學裡幾近隱身了呢？這是一段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史上，被遺忘的故事嗎？

這是一個龐大的問題，有許多切入角度，也涉及複雜的詮釋問題，憑本文的篇幅勢必難以回答；不過，「遺忘」或者「空白」，確實是過於武斷的說法。文學對這段歷史的重視確實不成比例，但仍舊留下了些許痕跡，例如：日本白樺派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在噍吧哖事件後就曾數度於文章中提及，其社論〈八百人的死刑〉以人道主義的角度抨擊日本政府於事件後的判決過於殘酷無情；其戲曲〈商談〉亦藉劇中角色的談話，再度影射此事。

而最重要的也最直接的，莫過於余清芳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公布的起義諭告文了。或許以現代的眼光，對裡頭某些敘述未必能同意，且有一大段落直接抄錄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從原創的角度來看可能也欠缺深入分析的價值。然而，這篇諭告以激昂的文句，呈現了被殖民者受到迫害、壓榨、走投無路，最終不得不起義反抗的悲慘處境；同時，正是這樣的諭告，才喚起了當時如此大量的民眾共感，進而參與、犧牲。這段複雜的歷史，仍舊是我們今日必須努力記得的功課；努力記得，它就不會是被遺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