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曆年前，公共電視推出新的服務，凡是它擁有版權的節目，首播之後，另通過網路，提供任何人觀看七天。

何以只是七天，不是更長？原因可能不止一端，但影音節目存放的時間愈久，管理及流通成本就會（雖然不是等比）增加，應該會有關係。

公視礙於經費短缺，進入網路的規模只能緩步慢行，無法與新媒體的發展匹配，非戰之罪，實是銀兩不足所造成。因此，我們的用語還是公共「電視」，但在海外，愈來愈多的機構強調，在網路、電腦、手機與各種應用程式發達的年代，「公共服務廣電」必須正名，現在是公共服務「媒體」；即便居家看電視的形式，依然重要。

在這方面，轉型意識比較早的國家，仍在歐洲（特別是北歐）。二○○二年，北歐傳播學界與業界攜手，成立「再造公共事業的願景與詮釋」（Re-Vi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其後亞洲、大洋洲、美洲與非洲的同道，紛紛響應。至今，它已舉辦七屆雙年會，二○○七年推出的專書，標誌了這個轉型與擴充，書名就是《從公共服務廣電到公共服務媒體》。

適巧，我們的公視也率國內電視之先，在二○○七年成立新的公民影音平台Peopo。它「強調異質參與」，歡迎、鼓勵並協助有意願的人製作內容，放入平台，從中，任人提出主張，並與他人互動的機會，得到公共事業的穩定支持。

顯然，我們的公視同樣重視新技術的特性。在數位年代，公共事業如公視，既然旨在服務而不是牟利，就會儘量不以人為形式，設置路障，阻礙數位內容的四處走動。

公視是以在經費拮据之下，仍然想方設法，希望善用網路，服務國人。

然而，經費問題揮之不去。依照國民平均收入的投入金額，我們的規模僅有香港與美國的數分之一、只是韓日澳洲的數十分之一，勉強超過英國北歐等國的百分之一。

如果規模繼續迷你，那麼，公視擁有版權的節目（包括新聞），無論品質或是數量，無法充分，公視人再有心進入新媒體，提供更方便的使用方式與情境，也是心有餘力不足。

對於經費問題，公視董事會自然心知肚明，因此在一般募款之外，另從二○○七年底的若干天，每天使用若干時間，通過自己的螢幕，由影音及許多文化人（可能也有NGO團體），現身說法，向公視觀眾訴求，呼籲捐款。該作法後來擴大，二○○九年從一次變成兩次，再來更見頻繁，如果不是每天有，至少三不五時就來，不再是年中歲末各一回。

通過這個方式，公視募了多少款，不得而知。但先討論三點。

第一，公視不能播商業廣告，但可以放節目贊助者的名稱。那麼，這些向個人募款的時間總和，轉為用來謝謝放贊助者，所獲金額會不會更多？其次，這些募款影音，只能召喚公視的觀眾，可能流於產生一種印象，變成本來所有人都有份的公視，卻有另一個部分，專屬捐款人。此時，有錢出錢的味道淡化，經濟學說的私人「俱樂部」會員之成分，反見濃厚。

最後，俱樂部私有化的意象，理當避免，努力方向不是募款，是歐日澳模式，亦即贊助也要避免，至於錢財，最好通通政府公務預算，或隨水電（及其他傳播硬體與通路）的附加捐，予以滿足大部分。如果真要電視募款，那麼，訴求應該要作調整，以後若有機會，再就此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