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周慧盈、張謙

香港

房價飆升

籠屋成棲身之所

譚先生今天已經五十六歲，他當前最大的願望是樓價下跌，以便購買一蝸居，讓一家三口入住。譚先生說，二○一○年，他眼看樓價飆漲，於是出售自己的民房，打算等待樓價回落時再回購，以賺取當中的差價。但自此樓價節節攀升，他當年出售的房屋，目前售價已上漲了百分之七十。

售房後五年來，他們一直租住民宅，每月租金港幣一萬二千元（約台幣五萬零四百元）。不斷付出租金之餘，樓價也持續上升，令譚先生十分著急，恐怕無法再有機會購房。為此，他曾希望申請政府的公屋，但不符合資格，令他望門興嘆。

像譚先生這樣的個案，香港多的是，主因還是香港地小人多，衣食住行中，就以住的問題最大。

租屋兩樣情

公屋民房大不同

香港的住屋一般分為兩類，即公營房屋和民營房屋。公營房屋又包括公屋和居者有其屋（簡稱居屋），前者是政府興建並出租給中下階層民眾居住的租住房，後者則是出售屋，以五到六成的市場價格出售給較有能力的中產階層。民營房屋則是由民營發展商興建並出售或出租的房屋。

今年中，香港人口接近七百三十萬，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其中約三成人口、超過二百萬人在公屋居住，近兩成人口（約百分之十七）住在居屋，其餘則擁有或租住民房，譚先生就是租住在民房中的其中之一。

過去幾年，民房的租金隨著樓價上漲而大幅飆升，令租客苦不堪言。相較之下，一個公屋單位的租金只有民房的五分之一，不但為中下階層遮蔭，且因租金便宜，其生活也得以「較為寬裕」。

另一戶住在上水某公共屋的梁先生一家則是不同光景。同樣是三口家庭，梁先生自己開計程車，妻子在飯店工作，女兒則在當售貨員。雖然各人月薪都不高，但由於每月只繳付約二千元租金，占其家庭收入不超過百分之十，因此，一家人可以有更多的錢得以運用或儲蓄。

相對於梁先生，譚先生是建築工人，收入較高，妻子也在工作，但每月租金卻繳付一萬餘元，可存錢的數目反而下降。他不願意透露租金占家庭收入比率，但按照一般統計，恐怕不低於百分之三十。

有統計指出，當前民宅租金占港人家庭開支的比率已上升至百分之四十七，一九九七年則占百分之四十二。

公屋一位難求

年輕人搶房願住凶宅

但那些既沒有能力租住民宅，又沒有資格申請公屋的人，情況更糟，只能住在籠屋或分租房裡頭。所謂的籠屋、分租房，即民宅業主把單位分成多個床位或房間出租，有些單位甚至超過十戶入住。

根據香港統計處資料，二○一二年中，本地有七萬餘人住在籠屋或分租房。

由於樓價居高不下，加上民宅租金不便宜，近幾年申請入住公屋的人數不斷飆升，尤其以年輕單身者的增幅最為顯著，也凸顯出年輕人「一屋難求」的慘況。

運輸及房屋局長，身兼房屋委員會主席的張炳良近日透露，現時申請輪候公屋的數目已達二十八萬件，平均等待時間為三年六個月，當中近半數是未婚人士，包括學生等年輕人。

有年輕申請者接受媒體訪問時說，為了擁有蝸居，他們願意入住不受歡迎的「凶宅」。但即使如此，年輕獨身者獲得批准的機會依舊不大，因為政府對公屋申請人有一套審核標準，以照顧低收入但能負擔租金的家庭為優先。

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大批獨身年輕人明知申請公屋困難卻又提出申請，說明香港民宅價格和租金昂貴問題重大。

面對如此龐大的公屋需求，政府正從多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壓制房地產價格飆升，以帶動租金下降，同時找尋土地興建更多公屋或居屋，以平衡民宅市場。但興建龐大公屋和居屋，就必須增加公共開支，有更多人倚賴政府的廉租或折售房，成為政府的長遠包袱。

北京

城市蟻族

為生存蝸居一角

中國經濟崛起後，大城市房子越蓋越高、房價越來越貴，買不起房、租不起屋的人也越來越多。特別是從外地而至的年輕世代，雖落腳於光鮮亮麗的城市之中，卻蝸居於邊緣偏僻一角，他們想要融入所在城市，卻為了生活溫飽終日掙扎，在夢想和實際間穿梭徘徊。

在中國各城市出現的這樣一群人俗稱「蟻族」。他們沒錢租房子，更沒錢買房子，只能與其他人分租而住。這種居住方式完全談不上生活品質，中國網上有一段文章如此描述蟻族的居住實況：「蟻族是二手菸的最大受害者，在集體宿舍有一個人抽菸，會導致整個宿舍煙霧籠罩；有一個人腳不洗，會導致整個宿舍臭氣衝天；蟻族的生活苦不堪言；蟻族的數量很龐大。」

「數量很龐大」的蟻族究竟有多少，難以精確算出。有中國媒體估計，僅北京一地就有十萬人，全中國則約有上百萬之多。

許多媒體都曾揭露蟻族的居住狀況。無論是「天子腳下」的北京或其他省分城市，經濟困窘的蟻族沒有太多選擇權，大多數居住條件都不佳。狹小、昏暗、擁擠、髒亂、吵雜、悶熱……是媒體在報導中出現最多的字眼，除此之外，許多分租房還有男女雜處的問題以及嚴重的公共安全隱患。

多年前曾實地採訪過北京蟻族聚集地唐家嶺及近郊一些廉租房，大約兩坪的房間，從外地到北京求學但謀職不成的二十五歲小孫與另兩個女孩分租著這個小小空間。房內放了包括一張上下鋪在內的三張單人床後幾乎已難轉身，窄窄的單人床除了睡覺，也是閱讀、吃飯的地方。小孫是當時典型的蟻族成員。大學畢業兩、三年卻一直沒找到理想工作，只能暫時棲身一家語文補習班。人民幣一千八百元（約台幣九千元）的月薪扣掉房租與水電瓦斯等必要開銷，每個月只剩下約一千三百元可支配，必須小心翼翼地計算每一塊錢，否則生活將難以為繼。

政府頻拆遷

淪落邊緣漂流

雖然被現實壓得透不過氣，但小孫與其他蟻族仍然選擇待在生活指數愈來愈高的北京，因為「北京機會總是比老家多」。

當年的唐家嶺人口不足三千人，卻聚集了包括一．七萬名大學畢業生在內的五萬名外來人口。隨著「蟻族」這個特殊群體引起中國社會廣泛注意後，唐家嶺也因此一夕成名。它的破敗、老舊、髒亂透過媒體毫不留情地呈現在大眾眼前，當地政府因此決定整體改造。如今唐家嶺已呈現不同面貌，曾經駐足的蟻族也早已搬離，大多搬遷至更遠的北四村，原本只有六千村民的北四村目前有外來租戶九萬人，出租房屋達九萬二千間，成為另一個「唐家嶺」。

中國一些評論對這種現象非常不以為然，批評官方拆了一個貧民窟之後，隨著人群的流動，又形成另一個貧民窟。

低收入群體和高房價的矛盾並未解決，等於將租不起整戶房子的低收入群體趕到街上，至於這些人去哪裡解決住宿問題則不聞不問，所以唐家嶺拆遷後，北四村形同另一唐家嶺。

中國中央電視台曾經報導，北四村成為蟻族聚集地後，由於當地居住環境存在各種隱憂，因此也面臨拆遷問題。若拆遷成真，數萬蟻族勢必將又得再尋找另一個「唐家嶺」或「北四村」。屬於外來人口的蟻族忍受著貧窮，為的是北京比家鄉有更多的機會與希望，但是除了偏遠寥落的城市邊緣，偌大的北京可有適合之處讓他們安頓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