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如山

一九九六年冬天，是我在美國讀書第三年，因為在測統所修習了相當的課程，對相關軟體的應用，也較為熟悉。為了找到研究助理的機會，在同學的建議下，到學童研究中心的教授研究室尋找工作。門上貼著一位特殊教育系的教授，Dr. Larry Heal,要徵聘一位兼任助理，每周只有百分之八的時數。學校規定至少需要每周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才能讓我們學費全額補助，百分之八並沒有辦法支付我的學費。

我抱持著姑且一試的機會，用電郵與Larry連繫。他非常高興我能協助他，並對我說，我要做的是針對一些學習遲緩的孩子，用測驗的方法了解落點，以能更精準的進行分析。因為研究經費有限，沒有辦法提供太多的費用，對我相當抱歉。我沒有拒絕，反而對他的態度有深刻的印象。雖然每周只需為他工作四小時，但他的影響，無以言喻。

二月的第一次會議，Larry 要我在半小時後到一間小學和他會合，我整理了一下，開車前往。當時冬天很冷，車子需要暖一會兒，所以我出發的時間稍晚。在路上，我看到Larry騎著腳踏車，紅紅的臉，戴了一個棉帽，帶著手套，這一幕讓我學習到，不論環境多困難，也要能克服。

到了學校，我看到了約十一位受測的學生，陸續晤談後。Larry問我說，這些資料可以分析嗎？我說：「我試試看，能不能做出您要的結果」。那時，我看著Larry顫抖的手，寫著記錄。

過了兩天，我帶著分析報告和Larry討論，他說，這個資料是他要的，他很滿意；因為剩下一些時間，我問Larry：「您都已經退休了，為什麼還這麼認真？」他回答說：「我喜歡這些孩子，他們都很可愛，不是嗎？」接著他又說：「教育是一項神聖的工作，我一直認為我多做一些，別人就可以少做一點，而且我熱愛我的國家，我只是在做我應該做的。」

因為和Larry的合作只有一學期，和他的互動只有幾次，之後也幾乎忘了這件事。過了二年，在教育學院碰到另一位特殊教育系的同學說，她說：「你知道Larry過世了嗎？」我搖搖頭；她接著說：「Larry幾年前得癌症，所以退休，前一年才離開。」我那時才恍然大悟，原來他的手發抖，是因為生病，他用僅存的生命，做著他覺得重要的事，一直到最後。

Larry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不是他的耳提面命，而是他的身教。他對生命的熱愛，對生命的用心，盡到了一位教育家的責任。

常有人問我說：「為什麼你要對探究式教學這樣堅持？花錢又花精神，把研究室的門關起來，做個輕鬆的教授就好了。」我想Larry的話言猶在耳際，因為「只要我多做一些，別人就可以少做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