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薛富井

國立臺北大學校長

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六二七年）玄奘大師時齡二十六歲，為了窮究佛法的真義，從長安出發，以無比驚人的意志和大悲大行的願力，歷經無數天險、苦難，抵達天竺（今印度）。經過了十九年留學的漫長歲月，玄奘取經歸來，除了帶回許多珍貴的舍利和佛經數千卷，並撰述《大唐西域記》，詳細記載當時西域百餘國的風土民情和文化、信仰等實況。

西漢的張騫以長安為起點出使西域。他與東漢的班超經由河西走廊到中亞地區沿線一路西行，奠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玄奘大師西行的路線，大致沿著古絲綢之路的北道和中道交叉而行，回程則多沿著南道而歸，他的足跡遍布了今天中亞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喀什米爾等國，及今天大部分的印度。

物換星移，時序邁向了二十一世紀。二○一四年是中國經濟改革在策略與作為發生重大改變的開局之年。中共中央在年中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思惟。所謂「新常態」是中國經濟面臨的形勢，將一改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而出現趨勢性的放緩。從經濟戰略角度來看，長期藉由投資和基礎建設所帶動的GDP二位數的成長模式，將不再具有可持續性，中國除了必須面對多年高增長的後遺症，如產業產能和外匯存底的過剩、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在經濟結構與動力亦將發生巨大的質變。

在新常態的概念指引下，經濟發展的特點轉為定向調控，以追求好的成長取代全面刺激，而且關注的重點在於轉型而非速度。事實上，新常態的引領必須與中國在全球全方位的布局息息相關，特別是經濟政治的戰略構想。在這之前，習近平已於二○一三年在不同的國際重要場合裡，先後提出了作為「中國版馬歇爾計畫」核心的「一帶一路」，不僅試圖幫助中國經濟找到優質的成長動力，而且在地緣政治的現實利益上，更是採取合作代替對抗的思惟模式。

所謂「一帶一路」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前者由中國為拓展經濟廣度、深度而主攻的西部出發，沿著古絲綢之路概念，連結哈薩克等中亞地區，進入東歐及整個歐洲，重建古老絲路的輝煌；後者則是從海上出發，主要在深化與東盟、印度等國的戰略夥伴關係。無論從經濟或地緣政治角度而言，如果能夠具體落實，不僅能回歸人類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大歷史意義，而且能對亞歐經濟體系做出劃時代的貢獻。

「一帶一路」的構想特別關係到中亞的未來。長期以來，中亞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常因多方力量的介入而處於脆弱的平衡，特別是美國、俄羅斯、中國與印度在此區域的不同戰略布局之考量。近年來中國與中亞各國在經貿與政治的合作議題上，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與突破，中亞地區既是中國倡議陸上絲路經濟帶的重要組成，亦是中國實現西部大開發，包括新疆、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等省的利益關係方。絲路經濟帶的建設為中國沿岸與內陸經濟發展不平衡提供了解決出口，同時也開啟了區域經濟合作的機制，鞏固並形成中國與中亞各國在政治、經濟上戰略夥伴的關係，希冀對於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有積極的作用。

古月照今塵，一樣的月光，一樣的絲綢之路。唐朝玄奘大師的堅心行願，對於佛經的翻譯以及佛教教義的發展，產生了巨大且深遠的影響，即使經歷千百年的歲月，當時他所走過的路早已沙掩塵埋，且當時西域諸國幾經興廢，早已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但是玄奘大師為法忘軀的典範，歷史將永遠不會遺忘他。至於習近平在今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思，未來在地緣政治和區域經濟的歷史論述裡，亦將會有適度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