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藏書家中，有一些豁達大度的人物，是非常值得稱道的，如：

《南史》稱崔蔚祖「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來從假借，日數十帙，蔚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

又如《晉書‧范平傳》記載到：范平藏書頗豐，每遇有客借看，范平不但借給，而且為之備辦衣食，以示對好學者的敬重。

還有《曲洧舊聞》，記宋次道居杭州春明坊，許多讀書人也跟著他做鄰居，這是因為宋次道好借書與人，做他的鄰居借書更為方便。由此之故，春明坊附近房費陡漲，比別的地方要貴得多。

肯借書與人而傳為美談的，尚有明代的李如一。他常常說：「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之！古人言匹夫懷璧為有罪，況書之為寶，尤重於尺璧，敢懷之以賈罪乎？」所以，他「每得一遺書秘冊，必貽書相聞，有所求假，則朝發而夕至。」

不過，李如一之名，不大為人所知，連黃丕烈也不明究竟，他只是懷疑江陰李氏得月樓主即為此人。

更為難得的，是元好問《中州集》卷八《路仲顯小傳》提到的路仲顯之母。據載：「路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家世寒微，其母有賢行，教伯達讀書。國初賦學家有類書名《節事》者，新出，價數十金，大家凡有得之者，輒私藏之。因為伯達買此書，撙節衣食，累年而後致。戒伯達言：此書當置學舍中，必使同業者皆得觀，少有靳固（吝嗇之意），我即焚之矣。」這真可說是當時藏書家之賢莫過於這位賢明母親的了。

此外，也有人因感當時一些好書，人們難以讀到，對於後學者不利，從而發憤將書刊行於世。如：

五代毋昭裔少年好學，向人借《文選》、《初學記》，人家不與。他發誓說，他日得志，願刻版發行，以便利天下讀書人。明德二年（九三五年）他果然做了後蜀孟昶的宰相，說：「現在可以達到我的心願了。」於是就在成都叫他的學生勾中正、孫逢吉寫《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催工日夜雕版，又開學館雕九經、諸史等，西蜀文學由此大興。

與毋昭裔相同的尚有明人章懋，他在《楓山語錄》中講過這樣的話：「吾生平一切好玩之物，皆無所好，惟好古書而已。昔在閩，胡文定公子孫，有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與。因問其家再有重本否？彼云：只有此本。遂發還。」並說：「俟我有力，當為刊而與眾共之，不敢私為一人所有也。」這可說是達者之言。

自然，在封建社會裡，像上面講的這些以書為私產而肯「與眾共之」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不多見的。

大量的是以書為私產，不僅外人，即使是子孫後輩，往往難得一見；而且見時又有一定的約束，如明朝「天一閣」主范欽就規定：「子孫取讀者，就室檢閱，閱竟即入架。」更不准私借與親友，否則，即為「不孝」，「罰不與祭三年」。

從這樣的例子可以看到藏書家的私心有多重！在今天看來，其做法可笑可鄙。（大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