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昆樺（獲第二、三屆人間佛教散文獎）

暑假前最後一個禮拜，我趕緊將學生成績算好，從所任教的中興大學趕赴科技部人社中心擔任訪問學者，研究室就在那中正紀念堂左近的行遠樓。儘管老家在新莊，但由於長年在中南部闖蕩，進而在台中定居，因此師友們問起我暑假有何計畫時，我總笑稱：「遊學天龍國。」

天龍國作為台北之戲稱，主要乃是知名漫畫《航海王》中有一群不食人間煙火且又跋扈的貴族名為天龍人。後來天龍國成為台北的代稱，乃是戲謔台北觀點下的台灣。記得某次與中興大學教務長一同拜訪幾間高中，途中他跟我說了個軼事：台北某一明星高中的老師，好不容易請了曾任教於成大的院士蒞校進行專題演講。演講完後，全場學生鴉雀無聲……這倒也還好，因為台灣學生大抵如此。偏偏老師點了一位學生發問，這位有點倒楣的高中生囁嚅地終於擠出了一個問題：「台南有7-11嗎？」

這個好笑的故事縮影了戰後台灣政經資源高度集中在台北的事實。我站在行遠樓上研究室大片落地窗，圜看著圍簇於咫尺的中正紀念堂、國家戲劇院、總統府乃至於新光三越大樓，發現我竟就這樣站在天龍國中心了。特別是二○一四年上半年發生了許多事，包括卡車直搗總統府、太陽花革命、捷運少年殺人事件，就正以此為舞台。我看著，我心想，這真是滿目瘡痍的城啊……

去年定居台中的我，身分證戶籍雖然從新北市新莊老家換到台中市南區邊郊，但實則從上世紀末至嘉南平原求學開始，一直到後來當兵、謀職……我幾乎把自己打散融入了島嶼南方。至於求學最後時光，在台灣師大國文所攻讀博士時待在台北四年，我幾乎就是在學校、圖書館、家間快速輪轉，在台北我的姿態就是坐下與搭車離開。這回「遊學天龍國」，已步入人生另一個階段的我，打算用比較慢的方式好好認識台北。

一天研究結束之後，我時常利用從研究室搭捷運、公車回家的時候漫步這台北，原本只要走進研究室附近的中正紀念堂捷運站潛行而入地底後，便可開啟換班捷運、公車回到家的轉車模式，我往往故意多走個好幾站，或往台北車站走去，或往西門町繞去。大眾交通系統快速疏運大量人潮，力求讓每個人來不及停下來參與這城市。在這個不需要過程的急躁城市裡，慢步，反而是身體向空間索討經驗的革命。

通常晚上七八點左右，便是我散策台北的時光。我走過國家圖書館，看著夜黯中點亮的排窗，在網路電子書時代，依舊還有一列坐在窗邊桌案旁翻書閱讀的人維持這迷人的風景。我走過中正紀念堂，看見陸客們仍架著攝影機拍照，而一隊隊慢跑的人如行星般周行。我走過景福門，儘管在警察疏導下只有環流車潮與零星行人，但我彷彿與在電視中看見曾匯聚在此數十萬抗議人潮合而為一。我走過夜亮的總統府前周邊衛哨，我想起高中時國慶日被徵召在那戴著蠢蠢的傘帽，拼著中華民國國旗圖樣的往事。那日烈陽下我的頭暈目眩也被我記起，我彷彿揹著降落傘，從高空躍下，在歷史氣流中載沉載浮，不知道下一刻自己被捲向哪道亂流之中。那或許本身就是一個國族認同混亂的隱喻，就像如今有的場合我們的國旗要收起來，有的場合我們的國旗又要大力展開。我走過重慶南路，看著零落著半新不舊的吃食衣飾店，真無法想像上個世紀末這條街還延續著戰後初期書街的榮景。

再往前行便是西門町，完全不變資本主義那一套的繁華。我站在一旁捷運車站出口，兩看繁華與沒落的市容。稍稍停佇，兩個韓國女生拿著三星智慧手機打開韓文google地圖，問我另一頭街景。那裡明明一片黑暗，難道那裡還有海外異鄉客所知，而我記憶所不及的城市光景？我看著向我靠近一列列閃著「為愛啟程」字幕信號的公車，但已然在虛實歷史中迷途的我，沒有一輛是我能搭的。是我太沒愛了，還是這些歷史不夠真實？

我終於還是得進入捷運站了，行到水窮處，坐看那環河汽機車高架橋通天直上，再外便是我行不得也的淡水河。搭著捷運由西門到新埔，途中在淡水河以下，穿過跨河的龍山寺到江子翠站。這道台北捷運中少見的長站距，如今不只在此岸與彼岸，還在生與死之間體現其漫長。少年捷運持刀殺人事件已過數月，坐在其中，你仍能感受到乘客間彼此傳遞的驚疑與沉默。我身旁甚至也站過後來曾引起捷運客恐慌的「台灣雨人」，他只是對空冥想數字，然後低頭打著計算機，就這樣敲擊到了那時因死亡而敏感的人心。我無法想像那時如何警鈴大作，乘客成潮奪門而出，而台灣雨人在空蕩蕩的車廂中依舊獨自敲打計算機鍵盤的模樣。如今他與我一同就這樣擠在這車廂，重新回到平凡小人物的位置，在這快速輪轉的城市，只專注迷戀於腦海中的數字與記憶。

時日漸長，我坐著捷運通勤天龍國，無數次往來終究在我身體慢慢留下了疲頓。畢竟我早習慣生活在台中、嘉義，那種騎了Quannon、野狼說走就走的移動方式。不需要繁複的步行出站入站，不同月台間候車轉車，只要騎到目的地，便可機車丟了就走。坐在車廂中，在那淡水河之下，我緩緩陷入瞌睡，關閉了我凝望對台北的眼神……

意識這閉目，我片瞬警醒。

在陌生異邦我們開啟了心中關注世界的眼睛，但在熟悉之後，那雙眼睛又不知不覺閉合，陷溺在這城市喧譁，或者城市背後的權力者，設計給我們的生活之中。莫非我們終將是要一輩子流轉於不同異地，才能恆存對世界的辨識？

我想起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康德（一七二四─一八○四）除了一七四七─一七五六年間離鄉擔任鄉村私人教師，一生從未離開過柯尼斯堡，由此依舊完成思想經典《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故鄉與異地，或者，島嶼南與北，根本就不能成為價值評斷之標的。在萬化遷變中，任何的形名指稱都只是暫時。當我們無意識地遙指全部台北人為天龍人時，從未超出影像層次「認識」著台北，也無非在以島嶼一隅想像島嶼另一隅，以語言霸凌著台北人，逆向操作著薩伊德的東方主義。

每一次詮釋都必須重新開始，何況是對於生活在他方的人事物，就更不可以過往印象套用。可以說，這近月餘我的台北散策、坐遊，對記憶、影像、經驗的重重辯證，真正澄明的還不在我那永恆異鄉人的姿態，而是在我們日常話語中那已互為能指所指的天龍──台北之間，所隱隱存在的隱喻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