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代王雲五先生在商務印書館開始印製「萬有文庫」；五○年代，台灣出版界掀起一片「文庫」出版的熱潮，這兩大叢書運動，他們都說是受到英國「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的啟發和影響。

而二○○六年，恰好是「人人叢書」創立一百年，出版社以折扣優惠讀者來祝賀叢書進入一世紀的悠久歲月；現在又進入了二○○七年，或許，得以藉此省察目前台灣社會的閱讀現象，並重新寄以期望。

「人人叢書」是英國出版商丹特（Joseph Malaby Dent,1849-1926）在一九○六年創立的。丹特是英格蘭達林頓（Darlington）市一位油漆工排行第十的兒子，家境貧窮，十三歲離開學校後，就帶著僅有的半克郎（二先令六便士）到倫敦當出版社的學徒，並自學閱讀一些文學經典圖書。後來他自行從事圖書裝釘業的業務，卻有了出版經典叢書的構想。一九○五年，他開始計畫出版一系列的世界各國的文學及哲學、政治、經濟、社會……等人文的經典著作，以統一的印刷、製作、裝訂和封面設計等，來降低成本，並以便宜的價格，讓社會上的每個人，包括學生、工人、文化人或男人、女人、小孩……等都買得起，也能看到各國的經典作品；同時，為了成本和方便攜帶，叢書應以口袋型為主。丹特希望一本書只要一先令，那麼一個人只要五英鎊，就可以買到一百本經典圖書（當時幣制，一英鎊等於二十先令），為家裡建立一個小小圖書館了；一百本經典圖書，對一個普通人而言，也足夠讓閱讀豐富他的人生了。而他希望他的出版社能至少出版到一千種的經典書籍。

丹特聘請詩人萊斯（Ernest Rhys）擔任叢書的主編，他銜命為這個叢書出版名稱取個名字。有一天，他在街上漫步時，突然想起中世紀的道德劇
—「Everyman」裡，有一位叫「知識」(Knowledge）的角色，對叫「人人」（Everyman）的這個角色說的話：「人人，我會跟著你，在你的旁邊，當你的指引，—在你最需要去的路程上」（Everyman，I Will go with thee and be thy guide，In thy most need to go by thy side.）。他興奮著叫著：「對了！就叫『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於是這個符合創辦人創業宗旨的名稱，就成為叢書的名稱了，而這句名言，以後也就都出現在每本叢書的書名頁上了。

一九○六年二月，包斯威爾寫的「約翰生傳」（Life of Johnson）是『人人叢書』第一個出版印行的文學經典（分成兩冊），在書名頁上另外印上彌爾頓（John Milton）的名句：「好書是偉大心靈的寶貴血脈，也因被保存和銘記於心，讓生活尋得新生命」（A good book is the precious life-blood of a master-spirit, embalmed and treasured upon purpose to a life beyond life），—這種以後影響世界出版界的叢書於焉誕生。

叢書繼續出版下去，珍‧奧斯汀是第一個全集作品均能分冊出版的英國作家，接下來狄更生作品、歐洲各國作家作品……等陸續出版。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和耽擱，丹特並未在生前看到一千種圖書的出版，直到一九五六年，『人人叢書』才達到印行一千種的目標（第一千種經典是柏拉圖的《形而上學》），但總銷售達五千萬冊，也算是對文學經典的有驚人傳布和普及的力量了。

此後到一九七五年，『人人叢書』繼續又印行了九百九十四種（一千二百三十九冊）各類人文經典，也仍然是文學界經常採用或提起的版本。但七○年代起，文庫版之風潮停滯，『人人叢書』中止出版了好一陣子，直到一九九一年，出版社被併入克諾普夫（Knopf）出版社，『人人叢書』成為國際出版集團下的一員，但也重新獲得再出發的機會。只是這以後的叢書不再都走低價、口袋版的型式，而是以印刷、裝釘的講究和採用無酸紙張來號召，但出版經典的精神倒是依然存在，像目前榮譽編輯委員就包括東妮‧莫理森（Toni Morrison）、厄普戴克（John Updike）……等名家。

一九九二年起，『人人叢書』也開始出版兒童文學的系列叢書，這部份和它也開始印行的詩及詩人文集叢書，這兩部份倒維持著以口袋書型式呈現。

目前的『人人叢書』，也幫讀者配套推薦一百本基本經典圖書（100 Essentials），想來它依舊沒有忘記一百年前創辦人丹特所期望的：「每個人書架上有一百本經典」罷！

我們也期望，國內的出版社也有這種文學的關懷之心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