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莉雯 圖／天馬行空提供

春寒乍暖，透著幾許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壓抑多時的悲憤情緒，伴隨著焦躁的青春，暗流湧動。爆發，只是時候而已。

美國女導演琳達‧賀倫（Linda Hoaglund，右圖）於日本出生，從小接受日本教育。因熟諳日文，在此之前曾參與多部電影的英文翻譯，亦接觸多位知名反戰藝術創作者，如濱谷浩（攝影家）、中村宏（畫家）等人。她開始想構想，也許，可讓一幅幅塵封許久的畫作，重新述說那段充滿「憤怒與悲傷的日子」。

「安保」下的日本

二次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美國以同盟戰勝國之姿進駐日本，並與日本政府簽訂「美日安保條約」。隨後，即在日本境內展開各項軍事、經濟、政治改造計畫。美軍剷平日本農民賴以維生的良田，造築起大規模的軍事基地。基地周邊，架起層層鐵絲網，圍起了美軍及其家眷的安全界線。

對於住在基地附近的民眾，鐵絲網內，更像是個禁忌領域，避之唯恐不及。因為，軍用卡車毫無顧忌的高速行駛，撞死人的事件、酒醉大兵性侵當地婦女，案件層出不窮。不僅讓民眾的日常處於危險狀態，頻繁的軍事操演，更挑動了民眾內心深處對戰爭的恐懼。

一九六○年日本國會快速通過與美國「美日共同合作安全條約」（新安保條約），雖已取消不平等條款，但依然爭議不斷。這對宣稱主權獨立的民主日本，看來格外諷刺。美國為日本打造的「民主」政體，此時充其量只不過是其對於日本國會予取予求的一種工具。

這又不得不讓人反思，「民主」在亞洲大多數國家，並非是一個透過內部政治變遷，或自我反省而產生的政治概念，而是透過西方世界介入。以日本而言，一九五一年所簽訂的「安保條約」，除了為消弭日本境內軍國獨裁的餘緒，美國的手亦伸向日本內政改造。而另一方面，又為了封鎖蘇聯與中國的共產主義向東蔓延，將日本納入反共戰線。

因此，這場讓數百萬民眾與學生湧上街頭、號稱日本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其抗議目的猶如多頭馬車：政客犧牲民眾訴求，換得自身利益；只顧經濟利益，罔顧人民權益，或是將日本捲入冷戰體制中。其中亦挾帶著許多社會主義的聲浪，這些聲浪所引發後續一連串的鬥爭事件，又是另一個篇章。

正面回應「政治」

戰前，日本民眾無條件接受國家獨裁的軍國主義，儘管內心不願，仍一批批將無辜青年人送往戰場。戰後，日本民眾依然必須面對國家戰敗，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中，與美國愛恨糾結甚深。「反安保」可謂是舊恨新傷，一併發作。

其力道不亞於湧上街頭的吶喊、狂飆、流血的抗議之士。

透過冷靜、旁觀的鏡頭語言，《反安保》亦記錄了一段矛盾情緒。藝術家石川真生拍攝一位美國大兵的刺青，大兵說那是他為祖母而刺，鏡頭再回石川真生，她難過而潰堤。她說，不明白為什麼年輕單純的孩子，要被迫上戰場，但同時又痛恨那些對女性與孩子施暴的美軍。

看這類紀錄片時總會讓人想起，高度泛政治化的台灣，「政治」在藝術創作領域中卻仍像燙手山芋。然而，每種創作都有其立場或意識型態，小從性別，大到國族，無所不在。倘若我們到了該正面回應「政治」的時刻，又該如何讓藝術言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