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獎贈獎典禮十二月一日在台北市舉行。一切順利圓滿，唯一的遺憾是得到傳播貢獻獎的大陸學者孫旭培教授未能親來領獎。

　孫教授說詞是「健康原因」，但大家都知道「另有隱情」。這就叫人感慨，像孫旭培這樣溫良恭儉，一心一意為「社會主義中國」現代化而努力的知識份子，都不能見容於官方嗎？

　孫旭培是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特聘教授。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研究所時，他對「新聞自由」情有獨鍾，就以此作為論文題目。選題之初，他的導師「笑而不答」，有同學警告他，「你將來會垮在這個問題上」。他立志不悔，終以《社會主義新聞自由芻議》獲得碩士學位，從此就獻身此一研究領域。他出版過很多新聞學論著，其中最能代表他平生志業的是《當代中國新聞改革》這本書。

　他說，「我一直主張：我國新聞傳播業應漸進地發展新聞自由，建立以黨報為中心、機關報為主體，包括民辦報紙在內的報業結構，走上自由和法制的道路，逐步改變『以大眾傳播推行政治、以人際傳播監督政治』的傳播結構。」他並預言：「大眾傳播媒介監督政治實現之日，社會主義新聞自由達到較高水準之時，我國的政治民主化將出現一個質的飛躍。」學者要有良知。「我寧可找到一個因果性解釋，也不要一個波斯王位」，這是孫旭培教授非常欣賞的一句古希臘哲人的箴言。二十多年來，他在「立言」方面堅持了一位真正學者的立場，沒有在形勢好的時候就大膽放言、形勢不好的時候就變了腔調。他曾經自述：一九九四年在離開社科院之前，他要求見社科院黨委書記，把平常不好講的意見講出來，主張「三個獨立」，即「司法獨立」、「統計獨立」、「要有一部分輿論機關獨立，哪怕是很少一部分」。講了這些意見後非常開心，出門後「跨步格外高遠」、覺得自己盡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

　二十多年來孫旭培努力不懈的，是希望大陸能有一部《新聞法》。在民主國家，新聞界聞「新聞法」而色變，因為那是箝制言論自由的工具。但是在大陸，官方可任意處分媒體和記者，他們的「任意性」就是「法律」。孫旭培希望政府能制訂一部《新聞法》，在處理新聞報導問題時，要「依法行事」，這樣就可為新聞界爭取到比較合理的工作環境。孫旭培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但他屢敗屢戰，毫無退縮、放棄的念頭。

　值得注意的是，孫旭培不是「革命份子」，他是在體制內建言，符合大陸官方「維穩」的大方向。但是這次獲獎，他還是因為「健康原因」，不能來台領獎。再證諸最近網路紅人薛蠻子因「嫖妓案」被囚禁，廣東《新快報》記者被抓、社長下台等案件，我們意識到，大陸言論自由的尺度愈來愈緊了。

　贈獎典禮那天，孫旭培寄來書面謝詞，其中有云：「隨著現代化、資訊化的深入發展，傳播無處不在，無遠弗屆。充分的資訊有利於經濟文化建設、民生福祉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傳播「有利於國家治理」，不知大陸官方能理解否？

　史學大師陳寅恪當年未同胡適等人遷台，「解放」後隱居廣州中山大學，文革期間，只能寫《柳如是傳》。他有感懷詩：五羊重見九回腸雖住羅浮別有鄉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建國」六十多年，難道今天知識份子還只能「著書唯剩頌紅妝」？外界要不要調整對「習李新政」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