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張作錦

「九歌」《一○一年散文選》收錄了我的一篇小文〈斗室裡的「大觀園」〉，是悼念大陸「紅學家」周汝昌，並追懷他與胡適一段「忘年交」的往事。

文章無甚足觀，但故事的確動人。燕京大學西語系學生周汝昌寫了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被「名滿天下」的北京大學教授胡適賞識，胡主動寫信給他，稱他「先生」，鼓勵他研究「紅學」。兩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面，胡就慨然借了三本紅學名著給周，其中一本還是當時世人未見的珍本書《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周汝昌由此成了俞平伯之後的大陸「紅學泰斗」。

百載的北京大學，像胡適這樣的人、這樣的事，似乎成群結隊而來，形成那一代的文風和世風。北大教授陳平原長年沉浸在北大的人文氛圍中，藉由對當時思想的素描以及後人的追憶，闡釋北大背後不朽的人文精神。

陳平原曾感嘆的說，現在北大教師很少有可述的故事了。事實上，不僅北大，包括兩岸三地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在內，「故事」好像也愈來愈少了。這就難怪今人常覺有點寂寞。

當彼時也，大家尊重有真才實學的人。蔡元培讀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就請他到北大教印度哲學。胡適讀了沈從文的小說，請他到北大中文系教書。梁、沈均無「學歷」。

另一沒有學歷的學者錢穆，原在蘇州任中學教員，一九三○年燕京大學聘他任教，並把一座大樓的洋名「M樓」改稱「穆樓」。

華羅庚自十六歲自修數學，二十一歲寫學術論文，雖只是一個中學的事務員，清華大學卻延攬他到數學系任教。

一九二五年梁啟超到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任導師，向學校推薦陳寅恪，校長聞陳既無學位又無著作，頗有難色，梁生氣說：「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碩士，著作倒可算等身，但加起來不如陳先生數百字的價值。」

為人師表的人，要對自己的學問和人格有自信，才能使學生信服。辜鴻銘在北大上課，學生看他拖著長長的辮子而大笑。辜靜靜走上講台，慢條斯理的說：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裡的辮子，就不是那麼好剪的啦！眾生肅然。

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湯用彤在北大教書，主持中研院史語所的傅斯年請他兼一個辦事處的主任，送他一分津貼，湯退回說：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拿一分。

馬寅初曾任浙江大學和北京大學校長，因《新人口論》與毛澤東吵架而被批鬥。他說：「學術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也要出來應戰，絕不向以力服人者投降。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我想的是國家民族大事。」

今之學者喜談愛國，過去學人似乎「只練不說」。張伯苓在劉公島見中國水兵與英國水兵在體能和精神上的天壤之別，受極大刺激，所以辦了南開大學。

「九一八」事起，傅斯年知日本野心不可戢止，連夜邀集多位史學家趕撰《東北史》，提醒國人勿忘東北，勿忘國恥。

學校固然應有學養深厚的老師，也應有知書達禮的學生。朱光潛在校園散步，騎單車的學生經過他都會下車。

今天大陸上的大學，「一把手」是黨委書記，不是校長。台灣的大學以民主方式治校，校長的權力與責任有時是聊備一格。

大學請老師論學歷而非學力，且需本校、本系畢業的才行，大家競相「近親繁殖」。

而教授忙於「製作」論文在國際刊物發表，忙於申請研究獎助項目並「設法」報銷，不知還有多少時間用在學問和學生身上？

而學生呢？整夜上網，早晨的課沒有人上。穿短褲、拖鞋參加校慶會，校長在台上講話，學生在台下低頭玩手機。

不是校園「人文故事」少了，而是「人文」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