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州庵文學森林開《黃得時全集》發表會，現場出奇得熱絡，除了黃得時的親友，台北的文教版記者竟然都出席了，可以看到紀州庵的館長封德屏是多麼賣力。她走過來，悄悄地跟我說，《文訊》三十年了，要辦一點紀念性活動。

真的嗎？多麼的迅速，從發刊到現在，《文訊》三十年了。如同養兒育女，褓抱者寒天飲冰，才能真正知道箇中的甘苦。對於時間長度的感受，可能與我們絕對不相同。

不管怎樣，一件事能夠持續做三十年，都有著不得了的宏偉。亞里士多德（Aristotls，公元前384～322年）分疏大人物與小人物，不以身分、階層，而以意志，只有能夠堅持、一以貫之的人，才能登「大人物」之評等。則我們也可以稍事挪用，《文訊》三十年，已證明它自己是一份「大刊物」。

打造一個文學共和國

培養作家，也磨練學者；蒐集文獻，也生產知識；傳播文學，也集聚社群；辦理座談會、研討會；編輯出版作家全集；探討文學理論等，所有可能的文學場域，還有什麼是《文訊》所未曾觸及的嗎？幾乎是沒有了。而文學所未能觸及的，對於貧、弱、年老作家的扶持與關懷，《文訊》身體力行。它幾乎是在打造一個文學共和國。在這個國度裡，沒有差異，有的是文學的共享，生命的感動，人我的扶持。假如這樣的一個共和國能夠成功，豈不是可能發生的最美好的一件事。除了國立台灣文學館傾國家之力，在短暫的十年裡建立起台灣文學的各個方面之外，民間迄目前能與《文訊》的重量相比擬的，或者也並不多。

辛勤而長久的耕耘，於文學的創作與研究，提攜新人，關注老者，無私地傳播消息，提供資料、活動與人脈。如果不是《文訊》，我不能寫我的博士論文〈論《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而在整理《嘉年華的憂與歡》──我個人的「文學社會觀察」這一本書的出版時，竟然發現我多年來對於文學在社會裡的變遷的若干觀察，如文學事件、文學書寫或文學教育等，其中的第一篇，以及很大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應邀，就是投稿，在《文訊》發表。我在國外遇到學者對《文訊》的依賴，更不下於我。這樣的因緣，使我深深地感覺，讀者、研究者，或作者，許多《文訊》的孩子，散在各個角落。

令人驚豔的歷史軌跡

這幾年來，《文訊》領先轉型，在數位化方面，在文化創意方面，如今又投入文學空間紀州庵的經營，它自身也形成了一個令人驚豔的歷史軌跡。

一開始，《文訊》是國民黨支持編輯的出版，然而主編者的眼光，卻能夠堅持走「惟有」（the only）的文學道路。這是說，文學是《文訊》的認定，矢志不偏不倚。在文學日漸式微的每一日，《文訊》一直處在現實的荊叢，歷經幾度停刊危機，每一次都能集結眾人，形成力量，在每一次的難關前蹲下兔躍，順利跨越成功，向前邁進，反過來證明了文學的力量。

文學是無用的，它又是大用。它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空氣，它會從生活進入生命。對於像《文訊》這樣的一本雜誌，它深深地嵌入台灣文學的血肉，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最後成為了每一個台灣人的公共資產。

也許，我們的企業在忙著投資盈餘之際，也應該思考如何給予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