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力昕

今「新北市電影節」的導演專題，是自一九八○年起，編導／製作超過二十部作品的法國左翼導演葛地基揚（Robert Gudiguian）。葛地基揚的電影總環繞在他的出生地馬賽，平凡人物中的愛恨情仇，與社會機制裡的缺乏正義和壓迫性，在葛導的鏡頭下生動逼人。能選擇這樣的導演做為專題，顯示了這個影展獨特而前瞻的策展品味。

葛地基揚的電影，長期關切底層人物的困頓現實、勞工的處境、和族群的矛盾衝突等等。他的作品讓人立刻想到英國的肯‧洛區（Ken Loach），不僅因為兩人都是關切類似題材的左翼導演，且他們說故事的能力都十分高超，讓左翼觀點的劇情電影一樣扣人心弦。在歐洲電影的脈絡上，做為作者導演的葛地基揚，是屬於在作品中「問題化」現實世界的那一支電影創作路徑，這些電影大師們除了洛區之外，還包括德國的法斯賓達，義大利的帕索里尼，與二○一二坎城影展的義大利籍評審團主席莫瑞提（Nanni Moretti）。

在一次訪談裡，葛地基揚提到他的兩種電影類別：「影片」（films）與「故事」（tales）。他所謂的「影片」，是指那些貼近現實本身的電影，以呈現這個世界原本的樣子；而「故事」，則是希望以一種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冷酷的現實，試圖描繪出我們賴以努力存活於這個世界的其他可能。

在他的近作《法外見真情》（Les Neiges du Kilimanjaro）裡，葛導的資深班底演員，飾演一對兒孫成群的夫婦，男主角是失業的工會幹部，他的愛妻平日替人做家庭幫傭，後來夫婦又去送報。但他們一生努力工作累積的低階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受到同為失業勞工的年輕人的嘲諷、覬覦和搶劫，讓他們對這個世界持有的友愛和良善信念，一度受到打擊與挑戰。

此片的原文片名是《乞力馬扎羅山之雪》，典故出自海明威的短篇小說名。兩個不同的故事，大約都在處理愛情、悲傷、挫折、悔恨等的主題或情境。但海明威的小說與葛地基揚的電影，最大的迥異之處，在於海明威似乎以失敗主義和虛無的腔調，結束他的小說故事和人物。葛地基揚則拒絕讓令人沮喪的現實，宿命化人們的心志，而是賦予這部電影主角們更多的愛與寬容，做為拯救自身之挫折意識，也同時得以協助他人的自我超越的方式。

做為積極正向地面對殘酷現實的愛與寬容，成為了影片中提供希望與鼓舞的力量。可這份希望與鼓舞，不若國內許多廉價的勵志影片；在葛地基揚的電影裡，是有它的重量與厚度的，因為葛導電影裡對現實的描述，是極為尖銳、複雜，一點也不鬆軟。例如，在《平靜城市》（La ville est tranquille）裡，影片讓觀眾看到馬賽城的各種社會問題與底層景觀：魚市場的女工、她失業的丈夫、吸毒與做娼的女兒、職業殺手、北非移民、歧視移民的法國極右派男性白人……

這個毫不平靜的城市裡，現實的複雜與困難幾乎無解，令人沮喪；但是，即使如此，葛地基揚在影片首尾還是有點魔幻寫實的安插了一個貧民區裡的北非移民男孩，天才復天使般的流暢彈奏著各個鋼琴名曲，令那幾個搬琴的右翼工人與種族主義者也為之動容，讓這個躁動的城市得以暫時平靜，從中感受未來可能的希望。

葛地基揚的影片，故事情節引人入勝，節奏明快，編劇的細節和表演細緻生動，不教條、不簡化現實和人性的困難與糾結。無論勞工或底層，並不因為導演的社會主義觀點，而被刻板化為一種概念、或既定之政治立場；每個人物的道德和欲望都是複雜、多重的，因此他的故事與現實，具有很大的說服力和撞擊力。

葛地基揚的導演專題電影，或可又一次的做為台灣電影與文化生態的啟發與提問：為什麼擁有這麼多傑出年輕導演的台灣電影，就只能競拍那些甜膩的青春成長片，沒有人願意以葛地基揚或肯‧洛區為創作的典範？台灣社會果真沒有任何值得以精采故事陳述的政治或社會題材，只剩下青春、懷舊、愛情、與「小確幸」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