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李賢文先生遷居中壢，做了中央大學的鄰居。同年，中央大學藝文中心開幕，但直到今天我們才有幸邀得賢文先生在中大藝文中心舉行「人間清曠」水墨個展。對於這十六年一遇的機緣，我們滿心歡喜。

初見李賢文先生的水墨畫，總覺素雅脫逸，看似信手塗抹間，隱隱然流露出一股大家氣魄，但若執意在其中找尋古今大師身影，卻又如羚羊掛角，無處捫摸。此事發生在《雄獅美術》發行人身上，是一件十分奇特的事。

所有朋友都說他是理想主義者，唯有理想主義者才會滿懷熱情、不計代價地投入《雄獅美術》的創立與經營。王福東說，在他擔任《雄獅美術》總編輯的時期，雜誌開始賺錢，但這卻令李賢文十分不安。賺錢沒有什麼不好，但令他不安的是變成金錢遊戲標靶的藝術。於是，在見證了台灣美術輝煌的年代後，他決定交卸時代交付的任務，發表了〈雄獅美術月刊停刊的話——結束是另一生機的啟端〉。

體露金風 去累贅

停刊是一個毅然決然地放下，在第二代的主持下，《雄獅美術》的藝術事業另有新的生機；李賢文先生展開他個人的另一生機，放下雜誌，也放下了從小居住的台北，遷居中壢鄉間；他寫字畫畫，放下水彩油畫，也放下了藝術的所有知見與拘執，選擇最簡單的中國筆墨。

說他放下，不如說他歸零放空，重新過生活，內在生命反而比之前更為活躍。我覺得他在二○○八年為苗栗觀音的「水來青舍」題匾「體露金風」，最能夠代表這十餘年來的修養境界。就這樣，丟下一切枝節累贅，力求明心見性。

李賢文先生從一九九二年便已學佛習書，希望為自己奔忙的生活找到安定的重心。放下《雄獅美術》後，李賢文先生自己的體會是：「到世外雖時有清曠之感，居家自處亦可樸實安靜，或栽種花木，或讀書寫字，或撫琴吟詠，或在經典名著中尋找心靈天地，或親近善知識尋找菩提心，如此一來，自然可以內境外境俱皆清曠。」心安了，眼開了，無處不見生機，生活皆是修持。那麼，為何寫字、畫畫？對人生有新體悟時再寫字畫畫，那和吃飯睡覺一樣是生活，一樣是修持。

緩步輕移 心安定

為何採取中國筆墨？因為毛筆極簡單，但筆墨可能極大，執簡馭繁，有如以極簡的生命體悟過極繁複的生活。於是，面對荷生荷滅，花謝藕成，感悟到生之喜悅伴隨著滅之寂靜，生死流轉宛如無定世間，這樣的心境產生了〈世界荷塘〉四聯屏。閒來細賞園中茶花，大小姿態各異其趣。「慢慢地把心安定下來，放下求全的執著。畫的速度變慢，許多細節突出了，以前看不到想不到的，現在忽然出現了。」不貪多務得，所以無勉強，緩步輕移，仔細品味生活的美學。

這種緩慢、專注、聚焦於細節的觀看方式，很自然地導出幾個結果。首先，是綿長的製作過程。如〈千花一樹〉這種作品，這裡一朵花，那裡一片葉，任意點染，不一時求全，但有一天不期而然地就全了。有的如〈戀楝四季〉一組四幅，從〈苦楝之春〉開始，之後隨緣添加，六年後功德圓滿，四季連幅：紫花、綠蔭、黃葉、枯枝，標示了季節輪迴，作品中，充滿了自然生命的感受。

這種生活的另一個結果，是產生出如史詩一般的手卷與冊頁，尤其是李賢文先生的幾件上山寫生之作。〈合歡道上〉全長643公分、〈百年大雪武嶺行〉長788公分，〈三探九九峰〉則更長達2862公分。他每每將自己畫入這些台灣大山大水風景中，似乎是做為親臨的證據，描繪下最原初的感動，依照他自己的體會：「構圖上的空間壓迫，與寫生中的時間壓迫，雙重壓迫帶來的卻是意想不到的慣性解放。當我們愈是不能深思熟慮仔細安排畫面的邏輯性時，我們就愈接近一個全新的視覺經驗。而這個全新的視覺經驗，往往可以擴大並提升我們既有的感知能力。」

畫室中的安靜與穩定固然可以帶來秩序，但潛藏著另一種「壓迫」：因安逸而耽溺於滿足既有，對這個危險的意識，從某方面來說，其實也是對坐禪成佛妄念的警惕。

五苓山居 日月長

專注於當下的第三個結果，是對於所處土地更深厚的情感。清曠，但是有情的清曠。李賢文先生將他的住所取名為「五苓山居」，名字來自於院子中的五棵苦楝樹。苦楝又名苦苓，是台灣原生樹種。「五苓」和陶淵明的「五柳」或是巧合，但多了許多對這塊土地的感情。另一個例子是李賢文先生七次登玉山，畫下台灣第一高峰的各個面貌。而「要理解玉山，必須從不同的觀點，反覆觀看，並放棄想要『統一』或『拼湊』它的形貌的野心……書畫玉山，重點在精神契入。」換言之，玉山和苦楝樹相同之處在於，要發現它們的美，必須全心接納，把它們當成我們生命與生活的一部分。

古人十年磨一劍，這次中央大學藝文中心的展出，以及《人間清曠──五苓山居水墨筆記》一書的出版，是李賢文先生磨練自我十六年的成果。與其說觀其畫令人心情恬適，倒不如說從畫中透出來的生命體悟，讓日日汲汲營營的我們放慢腳步，重新思考生命與藝術的價值。原來，尋道之旅，不假外求，道就在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