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是唐代最著名的寓言作家，《三戒》即為其代表作。其中〈黔之驢〉一文，讀過中學的人大都耳熟能詳。它雖然篇幅短小，卻寓意深刻，是佛教東傳後受佛經文學之影響而開出的一朵奇葩，歷經千餘年仍芳香四溢，讀來發人深省。
有關其故事素材的來源問題，是由梵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最早提出並加以研究的。一九四七年十月他撰寫了〈柳宗元《黔之驢》取材來源考〉，季先生從印度古代的民間故事集《五卷書》、《益世嘉言集》、《故事海》及巴利文的《佛本生經》中找出了柳氏寓言故事的原型。但問題在於：季先生所說的這些故事集在柳宗元的時代都沒有傳譯到中土，柳氏是如何借鑑並創造出一個中國化的寓言故事的呢？故季先生自己最後也只好推斷說：「柳宗元或者在什麼書裡看到這故事，或者採自民間傳說，無論如何，這故事不是他自己創造的。」
雖說季先生的這個推斷還留有疑問，問題不能說已經得到了徹底的解決，但其首創之功卻具有深遠的學術史意義。他的研究，當然，還有梁啟超、陳寅恪、胡適等人的佛教文學研究實績皆告訴我們：研究古典文學，特別是魏晉以降的古代文學，如果不懂得一點印度文學和佛教文學方面的知識，有些疑難問題是不會得到正確的答案的。
一九九○年，時隔四十多年後，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陳允吉先生受到季先生論文之啟發，撰出了〈柳宗元寓言的佛經影響及《黔之驢》故事的淵源和由來〉，他從漢譯佛典中找到了更為直接的證據，如西晉沙門法炬譯的《佛說群牛譬喻經》、鳩摩羅什譯的《眾經撰譬喻經》、唐‧玄奘譯的《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中，皆有出於同一原型的佛經故事，並結合柳宗元的人生閱歷和思想狀況，基本上證實了季先生的推斷，即柳氏〈黔之驢〉的創作素材是源自域外文學。
近年來，筆者研習敦煌文獻，時有所獲，從中檢出一條材料，更能證實兩位先生的觀點，故不揣淺陋，續貂於此，還望兩位先生多加誨正。
二、敦煌遺書原文
與「黔之驢」故事的比較
敦煌遺書 P.3876 擬名為《佛道要義雜抄》中有一段話說：
如太行山南是澤州，山北是路（潞）州，兩界內山中有一□（人）家，驅驢馱□（物），每日興望（易）。後時打驢，脊破，放驢在於山中而養。有智惠人語道：「山中有大蟲無數，則何計挍免於蟲咬？取麻，假作師子皮，在驢成（？）著。」後時，此驢乃作聲，被他大蟲驚喪，咬如道士。道人雖著黃衣黑服，不依經法，心（身）乃不持戒，行不合語，由始假驢□，口語廢他門坐（座）。
由於 P.3876 抄卷書寫較為潦草，有不少文字難以辨認，故筆者錄文或許還有差錯，但基本上可以釋讀全文。而且故事梗概是相當清楚的，講的是驢子讓主人給穿上麻，假裝成獅子以利放養，最終被老虎識破真相而遭滅頂之災。該故事口語色彩極濃，用了不少中古時期的俗語詞，如大蟲，就是指老虎。
晉‧干寶《搜神記》卷二「扶南王」條就說：「扶南王范尋養虎於山，有犯罪者，投於虎，不噬，乃宥之。故虎名大蟲，亦名大靈。」
唐‧李肇《國史補》卷上亦謂：「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
為了便於說明 P.3876 抄卷所引之故事與柳氏寓言之同異的問題，茲先引柳氏原文如下：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噉，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明眼人一看便知，柳氏寓言與 P.3876 寫卷中所講的驢虎爭鬥之故事真是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
(一)P.3876 中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太行山的澤州（案：唐貞觀元年後州治在今山西省晉城縣）與潞州（案：唐以後州治在今山西長治縣）之間的兩界山，按現在的地理方位而言是華北，而柳氏寓言則改成了黔，即今貴州，按今之地理方位而言是在西南。
柳氏是唐之河東（今山西永濟縣）人，考慮到他的《三戒》是作於被貶永州（今湖南零陵）時的事實，因此把地點改為與之相近的貴州倒也合情合理，更何況黔地乃是當時文化落後的地區，而 P.3876 寫卷中所及的澤州、潞州與柳氏的家鄉河東，從地理方位言同屬今天的晉南地區，是當時的文化發達之地，從感情上說作者不太可能把它作為譏諷與批判的對象。
(二)P.3876 寫卷的驢虎爭鬥故事是被用來嘲諷佛教中那些不讀經論不守戒律的人，主要是南宗的信徒，尤其是針對中唐興起的狂禪而言的（案：此點與柳宗元對佛教採取崇經、律，貶狂禪的態度相同，具體分析詳見後文）。所謂黃衣黑服，本來指的是出家人的服飾，此用來指代出家人。案：黃為五正色之一，黃衣為僧衣本不合佛教戒律。但據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上載是由於「後周忌聞黑衣之讖，悉屏黑色」，故「著黃色衣，起於周也」。黑衣，也叫緇衣、墨衣、墨染衣，即黑色法衣。
在我國，古來就以緇衣為僧侶之代稱，《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五即說：「時慧琳者，以才學得幸于帝，與決政事，時號黑衣宰相。」《高僧傳》卷八則載有僧慧與玄暢被時人稱為「黑衣二傑」之事。而柳氏寓言所諷刺的則是那些「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的徒有其表的外強中乾者，諷刺的對象似乎特指當時的某些政治性人物，與 P.3876 專門諷刺南禪信徒有所不同。
(三)P.3876 寫卷中的驢是被主人披上麻衣而偽裝成獅子的，這個細節在柳氏寓言裡則被棄置未用。
三、適應文化背景進路
（一）時間、地點的更換
P.3876 寫卷的抄出時間，目前尚不能遽定。而且敦煌遺書有一個特點，即：即使有明確抄寫紀年的抄卷往往也不能考定其創作時間，因為抄出時間並不一定等同於創作時間，常常是文書的創作時間要早於其抄出時間。據 P.3876 寫卷所引之驢虎相爭故事是用來嘲諷中唐興起的狂禪推斷，則此故事的生成時間絕不會晚於狂禪開始流行的中唐。
又 P.3876 抄卷所引故事，雖然其發生地是在中國，如其中所說的澤州，本為春秋時之晉地，秦屬上黨郡，隋改為澤州，唐時迭有廢置，《新唐書‧地理志》三曰：「澤州高平郡，上。本長平郡，治濩澤，武德八年徙治端氏，貞觀元年徙治晉城，天寶元年更郡名。」《舊唐書‧地理志》二則有「乾元元年復為澤州」之記載。潞州，北周建德七年置，當時州治在襄垣，唐以後州治在今山西長治縣。《舊唐書‧地理志》二載：
潞州大都督府：隋上黨郡。武德元年，改為潞州，領上黨、長子、屯留、潞城四縣。二年。置總管府，管潞、澤、沁、韓、蓋五州。
……貞觀十七年，廢韓州，以所管襄垣等五縣屬潞州。……天寶元年，改為上黨郡。乾元元年，依舊為潞州大都督府。
從地名變更看，P.3876 所引之故事也當生成於乾元元年（七五八）之後。此種推斷與前文所論基本上是相吻合的。而所謂澤州在南，潞州在北，征諸唐時地理之實況，亦符焉。可知故事的編撰者態度是認真的，目的自然是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性。但其所引驢虎爭鬥之事，毫無疑問是出於佛經。
（上）
--本文節錄自《普門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