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林益世的收賄案成為媒體熱門新聞以來，某些媒體唯恐不夠熱鬧，自林案挖掘旁枝，希望能把這一宗的關說弊案，向上拉扯，找到更高層的涉案者，恨不能把政府領導階層也扯進去。鬧到此刻，不可避免的，「關說」就成為弊案的關鍵了。

這麼大一個弊案，仔細想起來，不過是動用某人的影響力取得中鋼的材料，似乎沒有人討論對國家造成什麼禍害。整個事件錯在哪裡？錯在為關說而送錢。如果你我要取得同樣的機會，要怎麼做呢？非找到有力人士介紹不可。關說是一個必然的步驟，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在我看來，關說是一種文化。

「關說」就是利用有影響力的人建立關係。這是中國文化中人際關係很重要的特色。我常聽到大家諷刺大陸的社會現象的一句話：「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大家聽了不免啞然失笑，心知肚明。不用解釋大家都明白，第一個關係是有情分的關係，第二個關係是壞事的關係。前者是人，後者是事。在樣樣要看人情的中國文化圈中，這本是很平常的現象。所以一個能幹的人必須建立廣闊的、有情分的人際關係。在今天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不懂得利用人情，是不可能有選票的。

有趣的是，中國大陸實施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共產制度原是很理性的西方文化產物，所以搞起鬥爭來，六親不認。可是當分配權力時，就完全以親疏來定奪了。國家領導人的後代，個個都有自己的地盤，沒有人覺得奇怪。這是中國人情文化的再現。所以改革開放，把共產教條擺在一邊後，關係文化就重新流行起來了。

把人際關係與賄賂連在一起，也是人情文化很自然的發展。人情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環是紅包文化。我們的教育中，孩子們自童稚之年就知道過年時磕頭可以拿紅包。長大成人，習慣於把送禮視為建立人情關係的基本禮貌。拜訪長輩空手是很沒有面子的事。所以送禮與送紅包都是人情之常。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紅包文化延續到今天的社會就是以物質來交換感情；以感情來換得關愛。別人投你一票，你送一點禮以酬謝是自然的，在我們的文化中，這算不上買票。把請託的謝禮稱為賄賂是很多人所無法了解的。大陸的官員被指為貪汙，大多是因為接受請託的代價。我們不妨說，先付錢是賄賂，後付錢就是謝禮了！其本質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人情文化完全拋棄。把社會關係建立在普遍的愛心與理性之上。這是西方民主社會的兩大支柱。我們要徹底西化嗎？恐怕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最難改變的就是文化傳統。我們實施民主有成，也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但要我們放棄親疏的關係，愛人如己，是不可能的。我們走到路上從來不會對迎面而來的人打招呼，對熟識的親友則過分熱情的相待。這不是什麼錯誤，是文化。

在文化上與我們不相同卻相近的日、韓兩國也有同樣的問題，所以在政界時常爆出賄賂的弊端，迫使政務官辭職。而「伴手禮」的習慣正是這種行為的文化根基。但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實在不宜於對「關說」窮追猛打，因為如果認真的追究下去，恐怕一切政治人物都難脫被羅織入罪的命運。

我認為關說是文化，並不犯罪。為朋友打通電話、寫封介紹信，是人情之常，何罪之有？他有所求，帶了伴手禮，也未逾正常行為。只是不能要求對方犧牲國家任何利益來滿足朋友的要求，也就是只介紹卻不強求允諾。當然更不能超乎一般常理，使用金錢來購買。事成之後，如果是雙贏的局面，送點「政治獻金」不是人情之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