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衛生研究院粗估，國內每年約有五十萬名婦女流產，其中有九成以上婦女是引用優生保健法中「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人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而自願流產，使得人工流產問題再度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

基本上，墮胎議題的探究可能還是要回到優生保健法的立法目的。當年優生保健法在立法過程的主要爭執，在於由「優生」與「保健」所包裝的人工流產合法化，是否會導致性行為的更氾濫及對胎兒生命的戕害，不過在「病胎」（畸形兒的治療性墮胎）、「罪胎」（女子遭性侵害受孕）及「贅胎」（胎兒的出生會危及孕婦的身心健康）等的道德說詞下，終究使婦女得以有條件且合法地人工流產。

這也點明，不管是侵入性質還是RU486之類口服性質的人工流產，對有迫切需求的婦女來說，是一項需求如何被滿足的客觀議題，而非僅是主觀的道德問題，也就是說，在以墮胎需求孔急的思維下，合法、安全與否及價格問題，自然是優於對生命權益的討論，更直接地說，供需的市場法則直接替代了人性價值的基本思考，這也反映在像是墮胎宣傳、提供折價券和以不正當方式招攬等診所促銷廣告上。

值得進一步注意的是，在方便性、立即性以及隱私性等的考量下，RU486已讓有迫切墮胎需求的女性同胞趨之若鶩，特別是從「九月墮胎潮」、「周休二日墮胎潮」到「天天墮胎潮」的社會變遷趨勢，藥廠、診所及地下市場早已虎視眈眈地想要吞食這塊大餅，未來修法時顯然有必要對RU486的氾濫找出對策。

亡羊補牢的對策應是多重的，譬如雖然人工流產的更為便捷，並不必然會與性氾濫或道德式微，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基於「生命權」的尊重，應有更積極的社會教育工程有待大力推動，除應翔實告知欲墮胎的婦女，任何方式的人工流產都有一定的風險外，社工處遇、家庭服務及諮商輔導等周全的支持系統，也是不可偏廢的配套措施。

誠然，一項法案創制或施為應是要從「人」的角度來解決「問題」，而非是為了「問題」而將「人」存活下來或一舉解決掉，甚至衍生出更多「人的問題」或「問題的人」，因此即便未來人工流產的修法，隱含著某種宗教立場的宣示與捍衛，但還是必須要針對每年高達五十萬墮胎行為的人性需求、市場誘因及社會成本，作多層面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