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進入中國文化，之所以能深入民族思想的底蘊，其中最為關鍵也最為艱難的就是佛經的傳播與翻譯。

早從東漢開始，初期的譯經工作端緒萬般，在未建立譯文體裁的背景下，很難呈現佛經的真實情狀，宋贊寧《宋高僧傳》云：「初期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擺名三昧，咫尺千里」，此期幸賴有少許精通梵漢的僧人耕耘德業的基礎。

第二期為全盛期，自東晉以降，聲韻之學蓬勃發展，兼通梵文、漢語者眾，將佛經作系統式的翻譯與保存，確立翻譯的體裁，務求切合經典「真實原意」，如著名的鳩摩羅什《維摩詰經》、竺法護的《普曜經》等。

第三期則是家喻戶曉的大唐高僧玄奘，孤征十七年於外，在歸國的十九年間，翻譯經典七十餘部，直至圓寂前的一個月，依然執筆弘法，其弟子承其宏願。至此，佛教重要經典俱已譯備，在此系統周全、哲理圓融、法理顯微綿密的前提下，宣揚佛理成為最重要的工作，而「變文」正是扮演這讓佛經哲理穿透民間、深植人心的關鍵之一。

變文簡稱為「變」，意即變更佛經本文為散文話講或韻文歌唱。此種講唱體，是印度自古有之的文體，其傳播方式講講唱唱，見之文字為變文，現場演出則為俗講。

變文散韻合體，既源自佛經，故功用在於傳經解惑，重點在於推廣佛教。而講講唱唱的表演方式目的，乃在於吸引聽眾，好讓佛乃理深入民間；然因其迎合聽眾、俚俗言語的特色，卻遭到一些士人的鄙視，唐趙璘曾批評：「公為聚眾譚說，假託經綸……愚夫冶婦，樂聞其說……釋徒苟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

唐代雖有部分儒生不喜佛教，但其痛恨變文的真正原因並非佛理，而在於其語言應用過於俚俗、描寫譬喻過於牽強附會，傳播方式太過於表演性質，甚至後來融合歷史題材、鄉野傳說，如著名的王昭君、伍子胥變文等，更讓士人覺得不倫不類。

對此，慧皎嘗云：「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生也……談無常則心形戰慄，話地獄則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說明經文的通俗化、故事化的目的，乃是要吸引聽眾，那些描寫、譬喻、講唱的誇張表演，無非是要宣揚佛道的方式。

從後來佛法廣傳的結果來看，證明慧皎所言為是。在變文蓬勃盛行的時代，佛經結合民間故事的傳播，確實讓佛教進入文化核心，如降魔變文、目連救母等膾炙人口的佛教故事，於今依然廣為人知，更跨越了信仰的層次，成為華人文化童蒙教育的訓示故事；從更高的精神層次觀之，佛本無相，佛法非僅適用特定階層，毋須滿腹經綸者才通佛心，再一次證明佛理至顯至微、得意忘言的無量。更難能可貴的是千百年來，克服種種困難、力排謗佛者的歷代先賢，以各種方式奉獻生命、心力以傳承佛法的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