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去世前的第四天，也就是一二○○年的三月五日晚上，還為學生講述張橫渠的西銘記。更語重心長地告訴學子們「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次日上午改大學誠意章，騰好後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八日，死前一天，學生們上樓問病，他勉強坐起，說道「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腳力，方有進步處。」（請見王懋竑的朱子年譜）

朱熹統合了宋代理學，光大了理學，承繼了儒學的慧命。當蒙古人以殺人如麻的鐵蹄征服了南宋，其殘酷令天地為之昏黑。少數受朱熹影響的士人，秉乃師的人格風範，為那黑暗的世代點燃希望的靈光，馴服了蒙古人，他的精神讓華族在遭鉅創深痛之際重見做人的根本。

他一生竭心竭力於儒學慧命的傳承，一般國人皆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為何朱熹在臨終時卻斬釘截鐵式地道出「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這幾句話可以說是朱熹一生學問人格體悟的總結。

宋王朝雖然也是集權專制的王權體制，但相對的，卻也是士大夫、知識分子發揮其以天下為己任的弘毅精神的璀璨時代，他們自命要與天子共治天下。簡言之「治國平天下」是士的使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人格修煉的基礎。朱熹六十多歲時，被聘任為國師為皇帝講學，他把時代的弊病和講學連貫了起來，不但書呈萬言書，批判時政，更當面要皇帝不得親信左右的侍臣，當把政治委任給宰相（宰相當然是士大夫）。

他的批判不是無的放矢，直點的便是佞臣韓侂冑們的私曲，結果當然激怒了韓集團，也令皇帝大為逆耳，不但變相地把國師的職位撤了，還把宰相趙汝愚也給貶了。

圍繞在韓侂冑身旁的既得利益團體，在現實的墮落機緣「西瓜偎大邊」地結集了起來，想盡辦法建議韓侂冑辭退名望之士，又把朱熹所講述的道學稱「偽學」，在慶元二年（朱熹六十七歲）的科舉，有誰論說義理，一律被黜落，正格為人的基本全被染黑，宋朝滅亡的國運不言可喻！

為什麼朱熹要道出為學之要在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可記得孟子點化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陽明先生把一生的學習和體悟一語道破在：「致良知而已」，而良知即是知行合一，也即是「心與理一」。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天地令萬物生，令萬物育成，自然是有其直透透的理。而被中國人稱聖的人格典範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他們在應對一切的事事務務，不正也一樣直透透地依「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人性本質！

直就是無私曲，「私」即自私自利，「曲」意謂邪曲，講謊言、扭真相、做邪事。直則依正理，講真話。「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便是活於大正、大愛、大仁的格局之中。

試想：「政者正也」，「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能直，能正，可以與人同善，能大和大納，所以能由衷關懷國泰民安，世界大同。私曲的政客，雖多聰敏者，但一旦落入利得，無視公義，阿諛、諂媚、營私、結黨，無所不用其極，如何勾勒國家發展的共願？如何「為萬世開太平」？

任何的組織體，公部門也好，私部門也好，成員們如遇問題，而不能、不敢點說真話，直透問題，請問，那麼積累久之的問題，難不成會是摧毀共同體生命的毒瘤啊！

再看，人與人之間，如夫妻、如親屬、如手足、如長官部屬……，一旦心含私曲，不能聽納坦率之言，如何能讓彼此的生命安身而立命呢？

朱熹的一生，在總結生命的最後，鏗鏘地點出「直」乃人性的本質，正因他經歷了、超越了、也克服了被私曲所掩蔽的佞臣們之害。願國人世人皆能體認「直」而已的大智、大仁和大勇，以修煉出自己的人格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