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在大陸的博客上，有客問，「何謂文明？」

我只回答，「文明是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語。」

這真半點不「學術」；當然，也似乎不切題！

但是，我猶然記得，以前有禪宗和尚，更不切題。一回，慧超問法眼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另有一回，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只回答，「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類似之禪門問答，不勝枚舉。禪宗和尚這看似不切題，其實，他們比誰都切題。禪宗的本領，是讓人回到了生命原點，把人拉回最根本最真切處；既不歧出，也不囉唆，更不空言；於是，永絕戲論。學佛，本是好事；但稍一異化，再好的事，都會變成壞事。學佛，誤入歧途者，多矣；因此，禪宗要永絕戲論。

「如何是佛？」看似問得好；「堅固法身」也好像是個大問題；凡此，都很可以洋洋灑灑議論一番，也很合適用哲學語言談得天花亂墬。但關鍵是，議論得再好，言說得再精妙，與自身何干？有助於解決最根柢的煩惱嗎？有時，談得愈多，岔得愈遠；說得愈巧，生命愈不得清安。

因此，「如何是佛？」雖說問得好；但「汝是慧超」，才是當下之真實。「堅固法身」自然也可以問；但「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則是回過身來諦觀近前之實境。禪門巨匠，是隨時提醒著你，什麼，才是最真切？

今年四月，我因《孔子隨喜》，遂有大陸之行；到了北京，與一位年輕人見面。對之，我本期待甚深，覺得是個有志氣、肯用功的。但聊了天，也和他出了門，一趟下來，卻只見他不管識與不識，對人均頗淡漠，也都少有言笑；沿路街景風情，更是不聞不問；路人不看，市招不望，連北京四月的奪人新綠，那嫩葉細芽，甚至滿城柳絮，也都絲毫無感。

中國的讀書人，自宋儒以來，逐漸脫離了民間，也脫離了自然。於是，他們平日讀書，早已自成一物；不再與萬民相怡悅，也不再與萬物同俯仰。結果，他們日漸流於酸腐；也日益好發議論。議論一多，便成空疏，便相競逞高騖遠；因此，就出現了最極致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這名言，極高極遠，乍看之下，也極為動人；但究其實，卻一點兒都不真切。宋儒流風所及，又受西方學院影響，百年來之讀書人，更普遍好抽象，尚高遠；每每長篇大論，動輒雄辯滔滔。但顛倒的是，他們對近前之事，卻更鮮有欣喜；於近前之物，更少有愛悅。如此一來，難免就飽受異化之苦；其念茲在茲的偉大理想，也一次次落空，一回回幻滅；結果，乾枯萎頓，身心俱疲，一個個都像受盡了莫大委屈；從此，神州大地，盡是憤青。

當年宋儒，竟日標榜孔子；但孔子與之，卻是截然不同。孔子在世時，雖備嚐辛苦，卻生活依然滋潤，多有意趣；不僅與世人聞風相悅，更連鳥獸草木也都興味盎然。其言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更是具體，完全不標榜，半點不偉大。學孔子也好，做學問也罷，本都是好事，但稍一異化，再好之事，也都變成了壞事。自古以來，讀書做學問而誤入歧途者，多矣；今日首務，不就是要重歸真切，永絕戲論嗎？

（本專欄隔周二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