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觀）成立以來，適巧是「傳播」作為一種權利的意識，蓬勃發展於產業秩序翻轉、行政主管單位變動頻仍、立法與司法及監察機關介入傳播事務相對積極的年代。

媒觀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掛牌。當時，主導台灣傳媒秩序的兩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三台（台視、中視與華視）格局已經明顯變化。在《蘋果日報》入台（二○○三年）前，它們已經不是主流媒體。二○○二年，有線與衛星電視系統的廣告收入是一百九十七億，三台加上民視是八十一億；《自由時報》是四十點八億，中時與聯合是三十八點九億與三十四億（三報閱讀比例，依序約為百分二十二、十一與十一）。

與此同時，有關傳播的法案，立法院創制或修訂數十次，遠多於先前五十年傳播相關法案的總和。這些法案是檔案法（一九九九年底，修一次）、電影法創設後的首次修訂（二○○一，後又修四次）、國家機密保護法（二○○三）、政府資訊公開法（二○○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二○○五，修一次）、無線與有線及衛星俗稱廣電三法的六次條文增刪、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二○○六）、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二○○七—○八）的功敗垂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二○○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二○一○）、公共電視法的四度修訂、文化部組織法（二○一一）。

監察院介入傳播事務至少四起，又以委員黃煌雄、黃勤鎮聯合完成的《我國影音媒體政策及其執行績效總體檢》為里程碑，標誌了現階段政治人對於傳媒環境的興革見解，所能上達的高度。傳媒報導與評論有時涉及民刑法的隱私與誹謗問題，以致就有司法介入的空間，此外，「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成為大法官釋憲會議解釋文及意見書的關鍵詞，一九九九年以前只有兩案，其後高達十件，包括最近（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六八九號釋憲文。記者雖不能免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的相繩，但不僅全職記者，釋憲文也首次論及，一般人（因此自然包括近年來我們稱為公民記者的人）亦包括在內，只要其跟追採訪是因為「公益」等四項原則與六種正當情境，就不受前法約束。

到二十一世紀，傳媒改革的市民活動也進入新的階段。若說九○年代是特定訴求（退報）或單項行動（電波開放），現在則是走向了組織化。其中有些存續短暫，如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另有些試圖綿延求存並擴充，如媒體改造學社、卓越新聞基金會，以及媒觀，特別是管中祥的六年董事長任內，開拓深廣。二○○五入夏，衛星電視換照審議風波後，許多社團感同身受，遂有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的成立。

對照於傳媒業界、立法、司法與監察權及民眾傳播權意識的湧動，行政權以另一種方式湧動：負責研擬傳播政策的新聞局長從一九九九至二○一一的十二年間，合計有十四位。久任其職雖然也可能尸位素餐，但席不及暖注定不能從長計議，措施、規畫與政策，就不可能醞釀，看見成果。

相當明顯，市民傳播社團（包括更具針對性質的「與媒體對抗」及「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的成軍，雖然象徵傳播權利意識的增長，卻在行政權「屹立不搖」的怠惰慣性中，還在尋覓生根落實的土壤。媒觀見證了台灣傳媒秩序翻天覆地的變動，長日不盡，媒觀還要繼續觀察、紀錄與分析，發掘、培力、培育與串連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導引民氣對於傳媒的批評、不滿與願景，使之成為對於政治系統的有效壓力，從而研擬全面的、周延的、具有前瞻意義的傳播政策，讓傳媒得以自尊自重，服務社會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