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守株待兔」，通常是作為貶義詞，諷刺那些不知變通或妄想不勞而獲的人。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在歸納自己治學的方法時，卻提出了一個「守株論」。

他在研究佛教時，一直希望學習梵文，終於在某次國際學術會議上，認識了一位印度專家，他馬上表示希望向對方學習梵文，並以自己擅長的甲骨文作交換傳授。用這樣的方法，他先後學到了梵文及古代中東的楔形文字。

這看似偶然的機遇，其實背後都是長久扎實的準備工夫。饒公表示，一般人會一輩子不斷去追蹤、尋找機會，而他用的是比較「偷懶」的方式，坐在樹下作準備，一見到「兔子」，就能以最快速度撲上去，一舉攫兔。只要耐心做好周全的準備，以他的「守株論」，一輩子總能抓到幾隻大兔子。

饒公也以「旁移」來形容他的治學經歷：少年時繼承父志編撰《潮州藝文志》，是方志學，以考據碑記文獻的基礎，進而研究考古學、古文字學，因緣具足了，再轉移到敦煌學、宗教學……每次都是往旁邊移動一小步，但一步步都走得穩健。

終日奔逐山林，不斷尋找獵物，固然是一種積極的態度，但也容易迷失方向；坐在樹下，看清了周邊的環境，養精蓄銳，只等目標出現，馬上能抓住機會。

守株作充實準備，也是一種積極的態度。（絲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