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參與一項職場進修時，其中有堂課程是由安寧療護專家主講「對於癌末病患是否告知病情」。講題包含對於癌末病人的生、心理變化、家屬情緒調整、醫療團隊協調和資源應用、對於病人或家屬的溝通技巧……等等。

其中，有個個案分享提到：五十七歲的阿月女士，已是罹患乳癌且轉移骨頭的病人，療程從歷經乳房切除手術、放射線治療、化療，期間還併發的惡性貧血、敗血症、肺積水。

這些都屬醫療性的問題，但是過程中情緒或家庭問題呢？阿月的丈夫對於醫師病情解釋頗有微詞，希望醫師都講好聽的，不要說得太絕望，最好還能遮掩病情，因為他期待能找到偏方或奇蹟，但是阿月的大兒子認為應該要據實以告，讓媽媽有心理準備，可以安排自己想要做的事，病危通知單？要不要告訴媽媽？小兒子沒意見，小女兒則和爸爸同一陣線，希望避免讓媽媽傷心或絕望。

這位專家問了，你們覺得該如何是好？參與的學員即開始七嘴八舌，把自己所學的、臨床經歷的、演講聽過的、親朋好友所呈現的經驗一一分享和報告，當中不乏依醫學倫理的「尊重自主原則」，讓其個人能在知情下做出合理、恰當的選擇，縱使拒絕治療，那也屬個人權利。

有人表示，依「行善原則」來說，當病人做出錯誤、損及自我利益的決定時，專業的醫療人員應堅守專業依法行事。聽起來，尊重自主原則和行善原則是相悖的，到底選那一邊？似乎沒有一個答案！

癌症一直是國人死因的首位。九十八年的癌症死亡人數為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七人，男性為二萬二百八十四人，女性為一萬四千六百三十三人。文獻指出，乳癌對婦女而言，有許多心理的壓抑、害怕、恐懼等受苦的感覺，還可能背負傳統的社會眼光。

罹癌婦女常常自問：她們受苦的意義為何？為何要承受？是磨練還是因果？如何重新回歸到社會，以及該怎麼重整往後的人生。其受苦歷程，涵蓋了對疾病與症狀的不確定、對生與死的未知、治療與手術等醫療行為的焦慮；但社會支持的作用，可以幫助病人找到正常化及健康角色的認同與定位、治療自主能力和情緒抒發與支持；例如：同質性團體、乳癌病友團體及協會包括癌症末期的病人，如何獲得安寧團隊的功能與資源協助……等。

現在醫學發達，對於各種疾病的治療新知，相關研究也不斷地在發表。記得課堂上老師說過，把躺在病床上的當成你自己，你會為他多付出一些同理心，因為會惦記著如何讓他（她）安康。否則，工作再多年，你醫療照護的只不過是一張張有數字的「床」而不是完整的「人」。

臨床上，醫學倫理是自主柔性與彈性的一種科學與藝術，而不是冰冷的口號，藉由醫師、護理人員、宗教、社工師等專業團隊的協助，擅用本體專業、治療性溝通、資源共享等多元觸角；以個案為中心，評估其生理與靈性需求、環境背景、家庭結構、經濟及社會資源下提供最適切、最人性化的照護。醫學倫理也能由書本上自主、行善、不傷害、正義等四大原則中，內化為對生命的尊重與謙卑的態度與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