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補習，六月我們到達多倫多，很快就找到台灣人開的補習班。老闆為兒子先做英文測試，結果是：英文只有小學一年級程度；可是，九月四日他就得進讀高一。

「非補不可」老闆下結論：「一周至少得補四次，每次九十分鐘兩節課。」

顯然，台灣五個月的惡補效果不夠，面對非補不可的境遇，兒子非常猶疑，畢竟這個地方太陌生啊！連我心底都很害怕，但在兒子面前，我裝得很輕鬆：「這不是學校，只是補習班，我們先按照老闆的安排上看看，如果覺得辛苦，就減少一些課程，甚至停補也可以。」

兒子勉強答應一試，所有課程都是一對一教學，除了老闆本人教授英文文法，其他英文、自然、歷史都是多倫多大學的博士生教授，學費恰好跟我在師大的教授鐘點費一樣。

過了一星期，兒子沒有叫苦，看來課業不重。我有點貪心，想再加上一周五天的團體會話班，跟補習班老闆商量，沒想到他說 ：「Chester的會話不必急，妳如果希望他更用功，我們增加一些作業就可以了。」果然兒子叫說 ：「補習班的功課怎麼愈來愈多 ？」我看他仍然可以承受，也就沒吭聲。

我一直擔心兒子用在讀書的時間比打電玩的時間少，有一次他從晚上七點做功課，直到深夜三點才結束。我送他上床時，他說 ：「我自己都沒有想到坐了這麼久，褲子都坐濕了。」他比我還坐得住，往後，他在家醒著的時間幾乎都坐在書桌前。

我們雖然六月拚命趕早來多倫多報到，還是來不及註冊，開學時兒子沒有選修到他比較有興趣的電腦課程，他很失望，雖然明年暑假還可以選修，但目前如果有一門比較有信心的學科，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

終於到了開學日，送他上學之後，我就在家巴巴地等著，終於等到放學時間，兒子一推門整個人撲通跌在地上，我嚇得趕緊上前攙扶。他沮喪的說：「一句都聽不懂！」。

天哪！我心裡叫苦。表面卻不能不安慰他：「沒關係，咱們只是來試試這個新環境，如果它不適應你，還可以回台灣復學。」

這些話似乎讓他更加焦慮：「我死也不回去。」仍然癱在地毯上。

學校不替學生蒸便當，我只好學外國人給他做三明治，第一天，他原封不動帶了回來。第二天告訴我說不用帶，結果他在學校並沒吃午餐。我說：「這樣不行啊，書可以念不好，健康不能沒有！」

第三天中午他喝了一杯牛奶，「有進步吧？」他說：「妳不用擔心我的午餐，我一定會吃東西啦。」

這時，接到妹妹的信，說：「小澍的英語馬上就呱呱叫啦。」我不敢轉告兒子，心想，其實是唉唉叫呢。

兒子催我打電話問補習班老闆到底該怎麼辦？沒想到對方輕鬆的跟我說：「鄭媽媽，不用急，小孩子兩星期就適應了啦！」我立刻轉告兒子。

他更焦急：「那怎麼可能？星期三開學，星期五就過完第一個星期，再上五天課就會適應？怎麼可能？」

兩星期後，問起兒子，他已經不緊張了：「現在至少知道老師上課在幹什麼。」我心上大石終於落了地。

（本專欄隔周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