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學富五車」形容一個人知識豐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句話絕非指涉當代沒有大師，儘管二十世紀以降，知識爆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傅科、德希達、李維史陀等人依舊不愧大師之名。這裡要說的是，在資訊傳播不發達、知識載體又是竹簡的古代，「學富五車」自有引人側目之處，但是當一片光碟可以擺入上千本書，「學富五車光碟」，恐怕就有些駭人聽聞。

令人好奇的是，資訊取得的容易度，並未讓知識獲得它應得的尊重。無數典籍濃縮於一片的光碟出現後，任誰也難以著作等身，既然此一目標無法達成，一切只好以「量化」作為基準，於是知識被簡化成一堆「數字」。

當「知識經濟」一詞提出後，知識成為秤斤論兩的賺錢工具，假使要仔細「說文解字」一番，企業與世界潮流絕不認為知識本身便是一種價值，而是知識能夠帶來多少經濟效益。

依照不成文的慣例，太容易取得的東西往往價值就不高，因為物以稀為貴，知識氾濫導致世界秩序大亂。此處沒有危言聳聽的成分，當獲得知識背後的動力是賺取更高的利益，智慧財產權保護的也就不是知識本身，而是鞏固市場大餅的武器。

《老子》有云：「智慧出，有大偽。」二十一世紀亦復如此，無數的仿冒與盜版都源於利益爭奪，誰真正關心知識本身有何重要性？竊以為，知識經濟其實是一種暴力結構，把人類的分別心無限擴大，把對知識的珍惜與謙卑無限縮小。知識與價值呈反比，正如同「學富五車」乍聽之下很崇高，置入現在社會卻顯得平凡無奇一般，其中衝突的「美感」，至今自己仍無法理解。